论文聊斋志异的法律思想和理想清官是关于本文可作为聊斋志异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聊斋志异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下载。
摘 要：《聊斋志异》中的公案小说,不仅体现了作者对于当时社会黑暗的深刻揭露与愤怒抨击,而且还流露出作者具有代表性的法律意识与法律思想.同时,作者依据自己的法律思想,又倾力塑造了施愚山、费祎趾、石宗玉等“实心为政”、仁智儒雅的理想清官形象.
关键词：聊斋志异；法律思想；理想清官
中图分类号：1207.419文献标识码：A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被誉为“全公案小说史的‘龙头”“中国文言体(笔记、传奇体)短篇公案小说创作的高峰”,其中的《胭脂》、《席方平》等公案类名篇,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堪称短篇文言公案小说的典范.《聊斋志异》中的公案小说,不仅体现了作者对于当时社会黑暗的深刻揭露与愤怒抨击,而且还流露出作者具有代表性的法律意识与法律思想.同时,作者依据自己的法律思想,又倾力塑造了施愚山、费祎趾、石宗玉等“实心为政”、仁智儒雅的理想清官形象.
一、《聊斋志异》的法律思想
蒲松龄的法律思想往往通过公案故事的叙述生动形象地传达出来,同时又卒章显志,在篇末的“异史氏日”中以议论的形式充分体现了其法律意识和法律思想.概括地说,蒲松龄的法律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为官者应重视狱讼,谨慎对待狱讼.正如《冤狱》篇末“异史氏日”所云：“讼狱乃居官之首务,培阴嬛,灭天理,皆在于此,不可不慎也.”《胭脂》篇末的“异史氏曰”亦云：“甚哉！听讼之不可以不慎也！纵能知李代为冤,谁复思桃僵亦屈！然事虽嗳昧,必有其间,要非审思研察,不能得也.”“慎讼”要求为政者要“随在留心”,应“审思研察”,惟如此方能“用心苦则机关出”.《聊斋志异》记叙的许多澄清冤狱的清官,靠的就是“随在留心”和“审思研察”.如《老龙船户》叙粤东巡抚朱宏祚面对当地许多无头冤案,没有将之束之高阁,而是殚精竭虑,精心研究案情,终在当地城隍的启发下,一举擒获五十余名长期作案的罪犯,使众多冤死者得以昭雪.作者颂扬朱宏祚说：“然公非有四目两口,不过病瘝之念,积于中者至耳”.所谓“痌瘝之念,积于中者”也就是蒲松龄反复强调的“随在留心”.巡按御史于成龙于无疑处生疑,出奇制胜,其秘诀就在于“随在留心”,正如其本人所言：“此甚易解,但人不关心耳.岂有在床,而容人人手衾底者?且易肩而行,势甚重,交手护之,则知其中之有物矣.若病妇昏聩而至,必有妇人倚门而迎；止见男子,并不惊问一言,是以确知为盗也.”于成龙细致入微的观察,严谨缜密的推理,周密巧妙的布局,终使罪犯无处遁形,成为瓮中之鳖,比之子产“闻声辨奸”故事亦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奥妙无非“关心”二字.因此,只要为政者肯用心研究案情,“审思研察”,冤假错案终将大白于天下.
其次,戒滥施酷刑,戒淹滞因循.蒲松龄从民本思想出发,反对滥用酷刑,更反对淹滞因循,“躁急污暴,固乖天和；淹滞因循,亦伤民命”.《聊斋志异》中的清官,如粤东巡抚朱宏祚、巡按御史于成龙、学使施愚山、进士石宗玉、淄令费祎趾、临晋县令孙柳下等,疑案时,或日夜苦思,或细致观察,或欲擒故纵,或科学推理,或巧妙布局,无不以其过人智慧取胜,刑讯只是辅助手段.《折狱》叙淄令费祎趾审理两桩人命案,没有对任何一个无辜者滥施酷刑,蒲松龄赞其“仁人之用心苦亦”.
元杂剧以来,“刑求”成为清官判案的主要手段之一,滥施酷刑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受众也往往熟视无睹.受其影响,即使兴起于《聊斋志异》之后的清代侠义公案小说,其清官代表如《三侠五义》中的包公、《施公案》中的施公、《彭公案》中的彭公、《海公案》中的海瑞、《狄公案》中的狄公,也无一不是严刑逼供的坚定追随者,“那怕你坚心似铁,难尝官法如炉”,是这些清官的口头禅和座右铭；甚至差役亦常常无辜受责,如《施公案》中的施公常常将“九黄”、“七珠”、“流医”之类不知所云的所谓线索交差役查办,访查不出就大刑伺候,甚至连昔日的绿林好汉如王栋、王梁兄弟也常常被打得皮开肉绽.滥施酷刑反映了清官冷酷无情的另一面,如海瑞主持太监再行阉割场面的残酷和,施公逼死节妇的冷酷和动辄将手下差役打得鲜血淋漓的残忍,包公郭淮之冷血,彭公动辄将嫌疑人打得死而复苏的残暴,甚至侠客亦受其影响,如黄天霸逼死盟嫂的冷血,这些都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倒退.但遗憾的是,清官的这些缺点在清代侠义公案小说中却被当作优点大加赞扬.相形之下,《聊斋志异》之反对滥施酷刑的思想,更显得弥足珍贵.
蒲松龄不仅反对滥施酷刑,还以其济世悯人之胸怀,明确提出反对为政者断案时淹滞因循,其意义尤大于反对滥施酷刑.蒲松龄的这一思想在《冤狱》篇末的“异史氏日”中有详细的阐述,他认为“淹滞因循,亦伤民命”,因为“一人兴讼则数农违时,一案既成则十家荡产,岂故之细哉！”而且“一词之中,其急要不可少者,不过三数人；其余皆无辜之赤子,妄被罗织者也.或平昔以睚眦开嫌,或当前以怀璧致罪,故兴讼者以其全力谋正案,而以其余毒复小仇,带一名于纸尾,遂成附骨之疽；受万罪于公门,竟属切肤之痛.人跪亦跪,状若乌集；人出亦出,还同猱系”,这些“无辜之于连,往往奸民少而良民多；而良民之受害,且更倍于奸民.何以故?奸民难虐,而良民易欺也.皂隶之所殴骂,胥徒之所需索,皆相良者而施之暴”.真可谓字字是血、滴滴是泪,如此切中要害的鞭挞,如果没有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没有身临其境的切身体会,是很难做到的.因此,蒲松龄希望“为官者,每投到时,略一审诘：当逐逐之,不当逐芟之.不过一濡毫、一动腕之间耳,便保全多少身家,培养多少元气”,他认为“为官者,不滥受词讼,即是盛德.且非重大之情,不必羁候；若无疑难之事,何用徘徊?即或乡里愚民,山村豪气,偶因鹅鸭之争,致起雀角之忿,此不过借官宰之一言,以为平定而已,无用全人,只须两造,笞杖立加,葛藤悉断”,如果为官者能够做到这些,就无愧“神明之宰”的称号；如果为官者做不到,则与以“桁杨刀锯”杀人并无二致.
第三,断案公正,矫枉不能过正.
在旧时对官员政治品质的要求中,“清”只是居官的一个方面,官“清”未必一定“公”、“忠”、“仁”、“明”.因此,与市井细民对“清官”的顶礼膜拜不同,文人士大夫在对“清官”赞誉有加之外,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能够敏锐地发现“清官”的某些不足或者缺点.一些清官偏执的办案风格就是其致命缺点之一.李渔小说《无声戏》卷三《清官不受扒灰谤,义士难申窃妇冤》写成都某知府“做官极其清正,有‘一钱太守’之名；又兼不任耳目,不受嘱托.百姓有状告在他手里,他再不批属县,一概亲提.审明白了,也不申上司,罪轻的打一顿板子,逐出免供；罪重的立刻毙诸杖下.他生平极重的是纲常伦理之事,他性子极恼的是伤风败俗之人.凡有奸情告在他手里,原告没有一个不赢,被告没有一个不输到底”.如此偏执的办案作风,直接导致他差一点儿冤枉了正直的书生蒋瑜.李渔小说虽是虚构,却有着现实社会的影子,如明代的海瑞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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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道家思想对聊斋志异影响 摘要：蒲松龄很爱读《庄子》一书，深受其思想影响。道家提倡，道法自然、适应自然、顺应自然，主张“万物与我为一”(天人合一)。《聊斋志异》近50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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