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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古喻今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创作传统.陈翔鹤这一从“五四”时期就开始创作的老作家,1949年后放下了其一以贯之的现实题材创作,转向古典文学研究,而后又执笔历史题材的创作.曾拟将庄子、屈原等十二位文化名人之事写成系列短篇小说,虽只完成写陶渊明和嵇康的两篇,却颇有影响.
疏离：人格操守的彰显
在1949年后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一浪险过一浪的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时代语境下,作者选择历史上那些特立独行的文化名人来“故事新编”,是耐人寻味的.
小说中的陶渊明是以一种边缘化的生存形态立身处世的,其边缘化首先体现为和政治权力中心的疏离.除了和政权中心的疏离,陶渊明的疏离还指向精神权威和文化名流.古代文人一般都有“入而儒,出而道,逃而佛”的精神传统,而作为隐逸文人则有三大精神资源：一为老庄之学,二为魏晋玄学,三为禅宗佛学.陶渊明身处东晋时期,时玄学正兴,隐逸成风,他作为当时著名的隐士也有“出道”、“逃禅”之举.小说开篇即讲述他想去东林寺闲住三几天之事,而这次的庐山之行却让他看到了慧远法师这一精神权威,在法会上的“俨然是另一种达官贵人的派头”.
在小说叙事的走向上,陶渊明最终达至的是一种整体性的疏离：“活在这尔虞我诈、你砍我杀的社会里,眼前的事情实在是无聊之极；一旦死去,归之自然,真是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小说通过写《挽歌》和《自祭文》的情节,使他对“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类比及对现实的挞伐,将其精神立场从对个别对象的否定上升到对道德沦丧、是非颠倒、乾坤混淆的整个时代的否定,并愈益显示其人格操守、精神境界.他的辞官归田是对古代文人赖以实现人生价值的仕途经济之道的告别,他的躬耕垄亩又和其时流行的假隐慕名、借隐谋禄有着本质的区别.
作者对陶渊明和政权中心、精神权威、文化名流及至整个时代的疏离描写,为的是彰显其独标高格的人格形象.这一人格操守承续着不远于前的魏晋风骨,它是一种傲倪权贵、狂狷不羁的人格形态,如阮籍的佯狂醉酒、嵇中散的临刑抚琴等.这种“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的精神,一则体现为积极自由,一则体现为“消极自由”,成为中国文人风骨的典型体现.历史的观照折射出作者自身所处时代知识分子的镜像,在知识分子作为“毛”而于体制这张“皮”的依附性生存中,在政治运动和文艺批判的不断打压下,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同声合唱中,他们并不能如陶渊明一般在纷繁的世态中保持一种独立的人格操守,普遍表现出一种“软骨病”的症状,乃至异化变形,如“ 风”、“反右”运动中的各类落井下石者.不仅难得涌现新的艺术创造,反而众多在现代中国卓有建树的作家进入当代中国后便纷纷走向创造力的萎顿衰竭.陶渊明这一形象的塑造,不仅是对当代知识分子生存形态的映鉴和反衬,同时也是作者对一种独立的人格文格的吁求和呼告.
殷忧：生存意义的焦虑
陶渊明的传世形象为达观,然而作者在此强调的不只是达观的生存态度,而是潜藏于这种达观后面的感时伤世的“殷忧”.
小说中的陶渊明于达观之外,还带上了伤感、苦闷和悲愤的色彩.他于清秋的寒意中吟诵起阮籍的《咏怀诗》,感同身受于他的“殷忧”体验.借用陶渊明的话,这是一个赌棍称帝、烈士遭戮的社会,政权的风云变幻、世态的纷繁复杂对人安身立命之道和术的践踏和剥夺不可避免地触发起士人的忧世伤生之感.
文人区别于其他人士的一个精神特征,在于其有一种价值观照和意义关怀的自觉意识.小说中的陶渊明在艰难坎坷的人生中始终保持着对一个根本性问题的关注,即生死问题.如文中反复出现的他对“活着”的艰辛之叹及对“死了”的虚空之语,恍若哀歌一般.陶渊明的忧世伤生之情怀在自题挽歌、自撰祭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这种自悲自悼可谓痛彻心扉、哀彻心魂.然而,正是这种形而上的生死关怀让饱受形而下的生存之苦的陶渊明获得了对日常生活和凡俗人生的超越和超拔,忧患和痛苦又可转化为价值和意义的追求和生成.
在传统中国,士人被公认的价值实现途径唯孔孟的“内圣外王”之道,而在君王之“势”尊于圣人之“道”的大环境下,“兼济天下”的志士往往被无情的历史潜规则逆向淘汰,“独善其身”的隐士又缺乏一个超验的绝对价值体系作为精神依托,故而清如陶渊明者必定殷忧满怀,悲苦盈心,其所哀挽和祭奠的首先是一个士子时代的终结.知识分子的意义追问既是对个体价值的关注,也是对普世价值的关怀,是意义赋予他们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以绝对的价值.意义焦虑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属性之一,魏晋文人的忧世伤生,晚唐士林的苦吟酸呻,“五四”落潮后知识界的苦闷彷徨等均为此之表现.而小说作者所处时代,知识分子的传统地位和历史职能被新的政权改写,他们背负着“原罪”成为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重点改造对象,此改造不仅关乎肉身的考验,更涉及精神的蜕变.他们在这一改造过程中承受着“脱胎换骨”般的裂变之痛,却又无处陈痛.陶渊明的“殷忧”在新的时代语境下被作者激活,隐曲地传达出了处身于国家权力构筑的“时代共名”的裹挟之下而又有自己独特的精神立场以及不可磨灭的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苦闷心态,他们力图拒绝时代主潮,而又无法阻挡这个时代主潮,由此必然产生一种无力之感,在达观之外,难免有“人生实难,死之如何”的悲愤、苦闷和伤感.
田园：精神故乡的回归
陶渊明的“逃禄归耕”不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归隐,而是有着身体力行的切实内容.小说通过对许多凡俗生活细节的摄取,捕捉到了这位田园诗人真实而生动的一面,是原初人性、底色人生的显现,充满温润的人间情怀.他将自己的身和心都寄托在了这片田园上,致使田园成为其本真人性的守护之地.
作为田农的陶渊明还有一颗士子之心,且二者相系相连,联系的纽带即是田园,他所创作的田园诗便是农身士心的结晶.读诗写诗是他的生活方式,他的生活方式也自成一首诗.
陶渊明为自然之人,遂有自然之诗.他成功地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使诗歌和日常生活相结合,开创了田园诗这一新题材之作.虽其诗作诗风并不为当时社会和文坛所重视,却终被时间的流水洗亮了艺术珍珠,在魏晋南北朝文坛上以及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它也照见了小说作者置身时代众多文人的流弊,丧失了独立意志和自由思想的他们,在艺术上无创新能力,在精神上无意义焦虑,在人格上无自省意识.从而对陶渊明这一卓然高标的人格和文格形象的塑造,既是对其时知识分子生存困境的折射,也是对他们所承载的文化精神失落的批判,并以完成对当下知识分子生存形式应然性、可能性的勘探.
田园是陶渊明的生活之地,也是他的艺术之源,这一生命形式和艺术形式的同构体为后世文人构筑了一个象征精神家园的“窠巢”,灵魂在此的止泊既是对浊世的规避,也是对净土的守护.他笔下的桃源仙境是文人隐逸精神的幻成和象化,是用生命之诗和思而营构出的一个“田园乌托邦”.在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各种物化、欲化及异化的生存体验激荡起人类如潮如涌的“还乡”冲动.精神的出走是为了灵魂的回归,“田园”之类的审美乌托邦存在的意义即在于批判人性和存在的不完善,它表现了人类特有的自我超越精神.由此,亦可见出陈翔鹤此作所体现出来的超时代的意义,即它触及到了知识分子如何于尘世之中安身立命的问题.然而,精神还乡并不能使人的存在之痛得到彻底解脱.陶渊明回归到了田园这片现实的桃源,却依旧有着看透生活之后的人生痛苦.作为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现实桃源已无处可寻,所能皈依的只有精神的桃源,并且它的存在不在一个目的的旨归里,而在于一个过程的敞开中,是意义的焦虑确证了意义的存在和求索.
①陈翔鹤：《陶渊明写〈挽歌〉》,《人民文学》1961年第11期.
责任编辑 陈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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