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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历史文本观照中,保守而嗜古的罗振玉与蔡元培二人之间似乎毫不相关,了无干系.实则,罗、蔡早年相互赏识,多有共事,维新改良的宗旨目标高度契合；即令在保皇和共和之间各自分途而行,“各为其主”,亦从未公开交恶,伤及情感；甚至在新文化运动高潮之际,二人还一度为了学术与教育而“重修旧好”,共谋国学振兴.在蔡元培看来,“罗、王之学”独步中外,值得大力弘扬；而罗振玉内心,对“领袖群伦”的蔡元培始终怀有敬意,由衷服膺.罗、蔡二人属同辈,他们在晚清民国的时代舞台上,粗线条地演绎了那一代文化人在学术与政治当中的离合片段,值得后人细加玩味.
一
罗振玉和蔡元培均出生于清代同治年间,按公元纪年,罗出生在1866年7月,蔡则出生于1968年1月,相差一岁有半.蔡乃浙江绍兴人,罗生在江苏淮安,而祖籍为浙江上虞永丰乡,与蔡为绍郡同乡,同具浙东文化元素.罗振玉少时读书颇有灵气,年十六即考中秀才,后参加乡试不中,终因家境等原因,“绝迹棘闱”.而蔡元培在科第道路上,中进士,点翰林,官至翰林院编修,令士人艳羡不已,仅就科第层级而言,罗难望其项背.不过,罗振玉术有专精,又具干才,创办农学社、东文学社,主办《农学报》、《教育世界》等刊物,主持鄂、苏等地新式学堂,受到张之洞、端方、荣庆等大员的青睐和信任,出任学部参事、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等职,在清末学界颇为活跃,诚可谓得风气之先的人物.
罗振玉和蔡元培相知相识,应是在戊戌年前后.实际上,罗振玉结识诸多越中乡人,如徐树兰、徐惟则等,恰是蔡元培的朋友圈.罗早年意识到办学堂培育人才乃当务之急,曾经致函蔡等人,希望他们建言地方当局关注此事.罗后来在沪上办理东文学社,任教南洋公学,与沈曾植等人交游,更与蔡此一时期的经历颇多交集之处.罗氏创办《农学报》,每期寄赠予蔡,二人曾就办刊事宜函札往来,互通心曲.此后,又同在沪上办学办刊,时相过从.蔡闻知王国维其人,甚而与之谋面,亦应在此时期.
这个时期,刚好是在甲午惨败后中国士大夫幡然醒悟,放低身段,如饥似渴接纳西学洋务的特定当口儿.蔡元培在翰林院恶补声光化电,有如小学生一般,随即请长假南下,在浙、沪等地开始从事新教育活动,办学堂、编刊物,补习外文,向新型知识分子转变.罗振玉基本上也是沿此途径跨入新纪元的,其能量释放甚至更早更大：他系统翻译农学典籍,偏于务实路径,他编印教育杂志,传播新教育理念,也发现和带出了像王国维这样的学生和助手.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苏、鄂督抚那里建立起活动平台,展现出不凡的才干,为其后的入京仕途筑牢了根基.同时,他接受了日本经验,结识了东洋教育界一批主干人士,既赢得先发优势,也带来认知局限,眷恋皇权即是其一,以致最终未能走出“中体西用”的格局.
蔡元培则不然,在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上显然走得更远,在结识了中国教育会内一些激进朋友之后,“翰林革命”已是蓄势待发,欲罢不能了.可是,他力求不让自己沦为一个纯粹的“党人”,年届不惑仍念念不忘长久以来的夙愿——游学西洋,最终踏上德意志的土地,亲炙欧风美雨,致使其后来的器局就不可以道里计了.罗、蔡二人早年的交往,最晚应当截止于1907年蔡启程赴德之时,或可能更早一些,具体已无可考.
当蔡元培在柏林和莱比锡“苦读”之时,罗振玉在北京的学部和京师大学堂却在大展拳脚,显示出足够的锐气和能力,尽管科第层级偏低,但由张之洞保荐的“经济特科”身份,竟使他底气十足,当然也是性格使然.他作为学部参事与翰林出身的学部左侍郎严修之间就国子监的存废、部员资质、速成留学等议题展开的激烈争辩,似乎略居上风.为了保存收储“大内档案”（八千麻袋）,在京师大学堂主管官员不肯出资的情况下,毅然决定调用他自己分管的大学堂农科经费,亦在所不惜.罗振玉的风格在晚清官场行事,或许不免碰壁,但有强势靠山为背景,在颓靡的氛围中未必不是一股清风.难得的是,罗并不满足于“干才”的赞誉,他对古物的兴趣和造诣与日俱增,正在接近这一领域的顶端.这为他在民国建立之后的长期“赋闲”生活,平添了名利双得的生存来源,也为外界留下一个难解的迷,“体制内的人们”自然不免捕风捉影,一些流言被传播的像是事实一般.
二
辛亥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实质性变化,好像不如发起者们事后渲染的那样深刻,皇权在短暂休克之后,以一种更加强势的姿态回归,只不过换了新的名号.但当时改朝换代,共和取代帝制,似乎可视为明显的社会进化.也由此,撕裂了维新时代的半新不旧的知识分子阵营.蔡元培在风云际会的新时代里,以兼具新旧中西的综合优势,“大器晚成”,跃居民国首位教育总长,并由此初步奠定了他在民国文化教育界近三十年的领袖地位.仅仅过了数年,当袁世凯陨落之后,蔡在江浙知识分子的拥戴之下,出长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一系列变革,庶几开创出一个“蔡元培时代”,致使当年称雄舆论界的梁启超已然风光不再,而不得不跟着时代走,偏向弄学问之一端（梁漱溟语）.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形成新思潮,而最终影响到社会政治层面,国民革命最终呼之欲出,倒是出乎始作俑者们的意料之外.
罗振玉和王国维在清帝退位后,选择避居海外的生活,按罗氏的说法,“不忍见国门”,似乎很讲气节的样子.罗并非清廷重臣,虽一度为部曹,毕竟君恩辽远,沉寂下僚,做出如此激越姿态,在新、旧阵营均有认定其矫情者在.不过,我们浏览王国维的心路历程,看他的书信,看他的结局,那种消沉悲观,那份对文化正统的坚守,还真的难以虚无论之.以王度罗,尽管身份地位格局均有所不同,但作为挚友几十年的交往,不可能全然伪饰,即是像外界所云罗氏心机重,在深层价值方面,罗、王一体的观察大致不错,而罗对于王施与影响的成分显然更大些.即是说,罗迷恋清帝的操守和他痴情古物的嗜好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合理自然的链接.如果这样的解读可以接受,那么对于罗振玉其人诸多方面的评论就可心平气和得多了.
罗振玉于辛亥年晚些时候东渡日本,择京都僻地旅居数年,王国维随行.其间,他们与日本汉学界建立起颇深的关系,也为罗编印古书物打开了市场.这段时间,所谓“罗、王之学”渐成气候,初露“显学”苗头.在这一点上,罗、王与东洋汉学界彼此借重,相得益彰,是毋庸讳言的.但是,罗振玉深研国学,不能离开乡土根基,他的数度返国省亲、游历,到曲阜到安阳到洛阳等地,既有功利动机,亦含恋古情结.当王国维先期返国,在沪定居后,俨然就是身居京都的罗振玉的国内通讯联络员.1916年之后幾年里王致罗的书信量大而频繁,举凡国内政情、友人动态、书物考证、字画鉴别、贩书信息、书画估价乃至家庭细故等等,无不流诸笔端,详加通报.内中,既有如罗继祖先生所说的学术研讨,亦不乏书商话语.避居东邦的罗振玉,内心不免纠结于留还是归?而此时,蔡元培在最高学府倡扬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对“罗、王之学”倍加看重,至少某种程度上舒缓了罗在辛亥后的失落心理,对其决心返国构成召唤因素之一.
总结:本文是一篇关于罗振玉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蔡元培构建教育决策制度的尝试 [摘 要] 蔡元培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他在对教育理论研究和丰富实践的基础上，构建了教育民主决策制度——评议会和教授会，大凡国家和各省教育大政。
2、 仁心蔡元培 蔡元培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弥漫于内心的仁慈。1917年，北京大学有个出身官僚家庭的学生，行为不端，引起同学反感，有人写了“征伐”他的告示，贴在西。
3、 走过蔡元培和李少春（外一篇） 绍兴的蔡元培故居早年去过，记得是一排整齐砖木结构的房子，共三进。第一进门厅坐西朝东，上悬刘海粟手书“蔡元培故居”匾额；第二进厅堂和第三进楼房均坐。
4、 蔡元培:永远的蔡先生 《百年大师》的编著者、有着台湾“新闻教父”之称的郑贞铭先生在他的演讲和书中多次提到，“一个人缺乏大师精神的滋养，灵魂是贫瘠的。”大师能启发青年人。
5、 蔡元培美育视域下的中职艺术教育反思 摘 要：如何确切领悟美育的内涵、正确传达美育的宗旨、表现美育的精神，是当下中职艺术教育值得反思的问题。本文提出艺术教育要重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