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蔡元定谪贬道州原因探析是适合蔡元定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蔡元定风水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摘 要：南宋“庆元党禁”期间,理学家朱熹因遭劾而落职罢宫观,而其门人蔡元定却受到贬窜道州而死的重罚.对此中缘故,后世大多认定蔡元定只是因权臣韩侂胄为打击朱熹等人而受牵连,纯属“无辜被诬”.但据当时散见诸处之史料,尤其通过辨析朱熹在此前后之书信文字,可证蔡元定受此重罚,虽和当时政治大背景相关,然其直接原因,实在于蔡元定以风水之说主张迁移建阳县学至护国寺址一事,使得政敌们得以借口而窜责蔡元定.也因此重罚事牵涉风水之说,故朱熹、蔡元定及其后人、门生等道学中人皆不愿明言其间,遂使蔡元定贬窜道州之直接原因湮灭不彰.
关键词：蔡元定；谪贬；原因；风水；建阳县学
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6）04-0001-07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6.04.001
一
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庆元党禁”日趋严酷,“时韩侂胄擅政,设伪学之禁以空善类,台谏承风,专肆排击”[1]卷434,12875.是年十月监察御史沈继祖“劾朱熹”,十二月中“诏落熹秘阁修撰,罢宫观,窜处士蔡元定于道州”[1]卷37,722.对此,《宋史·朱熹传》记载颇简：“二年,沈继祖为监察御史,诬熹十罪,诏落职罢祠,门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编管.”[1]卷429,12767而《蔡元定传》亦仅曰“至沈继祖、刘三杰为言官,始连疏诋熹,并及元定.元定简学者刘砺曰：‘化性起伪,乌得无罪?’未几果谪道州”[1]卷434, 12875.但朱熹作为受攻“主犯”仅得“落等秘阁修撰,罢宫观”的惩罚,而“并及”之“处士”门人蔡元定却遭“窜”而“送道州编管”,显然轻重不伦.其中原因,
《宋史》之《朱熹传》《蔡元定传》皆未述及.至于弹劾朱熹“十罪”的监察御史沈继祖的劾章,倒是论及之,其内涉及蔡元定的罪状有两条,略云：
孝宗大行,举国之论,礼合从葬于会稽.熹乃以私意倡为异论,首入奏札,乞召江西、福建草泽,别图改卜.其意盖欲藉此以官其素所厚善之妖人蔡元定,附会赵汝愚改卜他处之说,不顾祖宗之礼典,不恤国家之利害,向非陛下圣明,朝论坚决,几误大事.熹之不忠于国,大罪三也.等
熹既信妖人蔡元定之邪说,谓建阳县学风水有侯王之地,熹欲得之,储用逢迎其意,以县学不可为私家之有,于是以护国寺为县学,（原注：恐是政和以县学为护国寺.）以为熹异日可得之地.遂于农月伐山凿石,曹牵伍拽,取捷为路,所过骚动,破坏田亩,运而致之于县下.方且移夫子于释迦之殿,设机造械,用大木巨缆绞缚圣像,撼揺通衢嚣市之内,而手足堕坏,观者惊叹.邑人以夫子为万世
仁义礼乐之宗主,忽遭对移之罚,而又重以折肱伤股之患,其为害于风教大矣.熹之大罪六也.等
臣愚 圣慈特赐睿断,将朱熹禠职罢祠,以为欺君罔世之徒、污行盗名者之戒.仍前储用镌官,永不得和亲民差遣.其蔡元定,乞行下建宁府追送别州编管.庶几奸人知惧,王道复明.天下学者,自此以孔孟为师,而佥人小夫不敢假托凭借,横行于清明之时,诚非小补.[2]143-146
对沈继祖此劾章,后人大都以为皆属“诬构”之词,如束景南先生通过逐条辨析沈氏劾章内容,指出此是“一篇代表庆元党禁文化专制时期以捕风捉影、移花接木、颠倒捏造手法加罪杀人的典型诬告文字”[3]961.而蔡铭泽亦云蔡元定“纯是无辜被诬”,其主要原因,一是在“庆元党禁”期间,在“赵汝愚贬死、朱熹禠职罢祠的背景下,作为朱熹理学的主要创建者和坚定维护者的蔡元定收到打击和迫害,也就势所难免”；二是蔡元定“同情和支持赵汝愚和朱熹的主张,间接卷入了和韩侂胄集团的斗争”,故而“蒙受不白之冤”[4].然皆未言及蔡元定所受刑罚要重于朱熹的缘故.
对于韩侂胄对朱熹“手下留情”,当时人有两个解释.其一如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所载：
先是考亭先生尝劝忠定,既已用韩,当厚礼陈谢之,意欲忠定竢以节钺,居之国门外.忠定犹豫未决而祸作.先生对门人曰：“韩,吾乡乳母也,宜早陈谢之.”建俗用乳母乳其子,初不为劵,儿去乳,即以首饰羔币厚遣之,故谓之陈谢.韩后闻其说,笑建俗而心肯之,故祸公者差轻.[2]51
其二见叶适所云：有信州弋阳人陈景思字思诚,和韩侂胄为姻亲,时“攻伪既日峻,士重足不自保,浮薄者以时论相恐喝.思诚每为所亲正说不忌,和朱公书,具言其无他,公答曰：‘其然其然.韩丈于我本无怨恶,我于韩丈亦何嫌猜乎！’所亲见之,意大折,道学不遂废,思诚力为多.”[5]卷18,《朝请大夫主管冲
佑观焕章侍郎陈公墓志铭》,360联系《宋史·谢深甫传》所云：当时“有余嚞者上书乞斩朱熹,绝伪学,且指蔡元定为伪党.深甫掷其书,语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过自相和讲明其学耳,果有何罪乎?余嚞虮虱臣,乃敢狂妄如此,当相和奏知行遣,以厉其余.’”[1]卷394,12041以上所述陈景思、谢深甫之言行,当然和庆元党禁结束、朱熹理学地位确立以后,时势大变,故那些韩侂胄集团中人刻意拉近和朱熹关系有关,但却也可由此推知当时韩侂胄确无置朱熹于死地之意,是故朱熹“禠职罢祠”省札虽于庆元三年正月间即已下到,而落秘阁修撰告命却要至庆元四年春方下[6]1280-1282,其原因当亦在此按：束景南先生《朱子大传》（第965页）以为韩侂胄未置朱熹于死地,“只是考虑到他的四方崇仰的一代儒宗盛名,还不敢贸然对他加以杀戮流放”.此说恐不尽然.宋廷不轻杀士大夫,然当时宰相赵汝愚以下多遭贬责流放者,不至于仅因顾忌朱熹“盛名”而“手下留情”..
至于称蔡元定因和朱熹相处最久,朱熹甚敬佩蔡元定学识,故身罹其祸,此在当时即有其说,如《庆元党禁》有云：
熹尝讲《中庸》已发未发之旨,以为人自婴儿至老死,虽语默动静之不同,然大体莫非已发.元定不以为是,独引程氏说,以为“敬而无失,便是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后十年,熹再和元定辨论,始悟其说而悉反之,由是益奇元定.毎诸生请疑,必令先质之元定,而后为之折衷,同门寡二.以故小人深嫉之,故是时有朱熹唱伪学,蔡元定实羽翼之之奏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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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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