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敦煌城和莫高窟的历史概观是适合莫高窟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莫高窟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内容摘 要：结合相关文献证据,通过考察敦煌莫高窟有关佛教传入中国的壁画以及最早记载敦煌佛教痕迹的一枚东汉汉简,探讨了敦煌佛教发展过程、阐释了莫高窟佛教艺术风格的流变及其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敦煌；莫高窟；张骞；玄奘；佛教艺术
中图分类号：K87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6）05-0019-06
Abstract： Based on study of the mural of Zhang Qian’s exploration of the Western Region depicted in Mogao Ce 323, an Eastern Han dynasty bamboo slip which records a Buddhist pagoda in Dunhuang, and other relevant historical documents,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Buddhist history in Dunhuang and demonstrates the evolution of Buddhist art styles of Mogao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is ar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
Keywords： Dunhuang； Mogao Grottoes； Zhang Qian； Xuanzang； Buddhist art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西方探险家来到敦煌的时候,那里一片荒芜,莫高窟的下层洞窟有些还半掩在沙土下.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到达敦煌文物研究所时,莫高窟的许多洞窟还裸露在鸣沙山的崖壁上,任凭风吹日晒.
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和今天的敦煌好像是两个世界,也和我们从敦煌壁画、雕像、写本、绢画上看到的莫高窟迥然有别.
那么,古代的敦煌和莫高窟,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在中国历史上是个不大的城市,但她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她拥有和其他普通的地方城市不一样的历史,使她曾经拥有丰富多彩的东西方文化.
一、从莫高窟“张骞通西域图”谈起
来到莫高窟参观的人,不应当错过北段下层的第323窟.这个窟的主室南北两壁的上部,描绘了八个故事,一般叫做“佛教史迹画”,从汉代的“张骞出使西域”,到隋代的“昙延法师故事”,是敦煌的僧人用绘画的手法所描述的唐朝以前的佛教历史[1].画面是展开的卷轴,这样的图像形式在敦煌石窟壁画中是独一无二的.
最引入注目的是第一幅“张骞出使西域”,这里描绘汉武帝打败匈奴获得两个金人,但汉武帝并不知道其名号,所以就派张骞出使西域,去西域的大夏国打探实情.画面上的金人显然是立佛的模样,也就是说,在唐朝的佛教徒眼里,中国佛教的历史是从张骞出使西域开始的.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但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佛教传说.然而,这个故事和敦煌首次在历史文献上的出现,紧密相关.
真实的历史情况是这样的：敦煌原本是游牧民族月氏人的领地,他们很早就把和田的玉石转运到中原内地.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蒙古高原的匈奴赶走月氏,成为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走廊的主人,同时他们也南下进攻新建立的汉朝.汉朝经过七十多年的积累,到汉武帝时富强起来,决定反击匈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寻找与匈奴有着深仇大恨的大月氏人,希望他们能够“断匈奴右臂”,所以张骞出使的目的地,不是壁画中的大夏,而是大月氏.公元前121年,汉将霍去病击败河西的匈奴,汉朝在这里陆续建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敦煌成为汉帝国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张骞开通汉与西域的联系,敦煌成为汉朝沟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的交通咽喉,敦煌悬泉置（驿站）发现的汉简,就记录了大批西域使者经过敦煌而东往西来[2,3].事实上,张骞出使西域和佛教没有任何关系,但和敦煌的历史却息息相关.
二、小浮屠里——敦煌最早的佛教痕迹
公元1世纪,在贵霜王朝的大力推动下,佛教从西北印度向外迅速传播.《魏略·西戎传》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支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4]汤用彤教授认为这是无可置疑的佛教初传中国的记载[5].但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中,文献中没有佛教在西域绿洲王国（塔里木盆地）和河西走廊流行的记录,东汉时期的一些“佛像”表现的也是中国本土信仰对佛教因素的盲目吸收[6].因此,许理和（E.Zürcher）教授认为东汉的佛教是越过西域、河西地区的“远程传递”式的传播,所以似是而非,直到公元148年安世高到达洛阳,开始建立僧伽教团,译经讲道,教授生徒,中国才有了真正的佛教[7].
然而,1991年悬泉发现的一支请柬类的汉简带给我们新的认识,它明确提到敦煌有一个“小浮屠里”,也就是说这个里坊中有“浮屠”——佛塔或佛寺,因此得名.根据同一考古遗址（F13）出土的纪年简牍,年代范围在公元51年到108年之间,因此这枚简的时间当在东汉明帝永平元年（58）以后的半个世纪之内.这是目前所见河西地区最早的佛教遗迹[3]185-194.东汉明帝时期也是文献记载佛教开始流行于中原的时期,可以想见,在贵霜和汉朝的双重影响下,佛教在敦煌也已经找到立脚点,而且进入敦煌民众的社会.与此同时,新的考古发现也提示,西域绿洲王国在贵霜帝国的影响下,开始接受并弘扬佛教.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西晋时期的敦煌高僧竺法护的出现.法护原本是月支人,世居敦煌,应当是没有迁徙的小月氏后裔.八岁（236）出家,师事从天竺（印度）来的沙门为师,所以法名“竺法护”.他笃志好学,日诵万言,感觉“方等深经蕴在西域”.于是发愤前往西域,游历诸国,搜寻佛典.他回来后,自敦煌至长安、洛阳,沿路传译,写成汉文.大概在284年至308年之间,翻译佛经175部,354卷,大乘“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竺法〕护之力也”[8].日本大谷探险队曾在吐鲁番吐峪沟石窟发现296年抄写的《诸佛要集经》写本[9],这是四年前（292）竺法护在洛阳刚刚译出的佛经,说明法护所译大乘经典从中原向西流传到高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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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敦煌莫高窟编号的几处订正 内容摘要：本文就现在通行使用的敦煌研究院莫高窟编号中几处错、漏进行补充说明和订正，避免学术界继续误用。关键词：敦煌研究院；莫高窟；编号；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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