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被表述的群体:1980年代前后底层形象的流变是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流变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流变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底层”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最早源于安东尼奥·葛兰西,主要指在以等级划分为特征的社会结构中,那些处于从属地位、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的社会群体.在中国古代,“底层”作为与封建统治阶级相对立的他者,先验地被赋予了被压抑、被统治的悲剧内涵.自古以来,底层也是知识分子进行文学关照的对象,从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白居易《卖炭翁》中对广大底层百姓生活的描写,到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多写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底层在不同时期由于叙述目的的差异被建构成了不同的形象.
文学中的底层形象从诞生之初便面临着一个真实性与合法性的问题,作为“一个被压抑的阶层”（南帆语）,底层不仅物质资料匮乏,政治地位低下,本身也不具有充分的话语权,我们只能看到一个被表述的、他者化的底层.特别是在文学解冻回暖的80年代前后,当代文学中的底层形象无疑都经过了知识分子的想象与建构.无论是结束之初在新的时代颂歌中终结苦难的普通百姓,还是文化寻根浪潮下濡染着传统文化的民族幽灵,抑或是开始回归真实的人性关照,展露内心的人性扭曲者,这一时期的底层书写呈现出了与时代思潮同步发展的流变轨迹.
一、时代颂歌中的苦难终结
新中国成立之初,底层作为国家政权体系构成中的重要力量,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这种底层神话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十七年文学”和“文学”中对人物评价标准的单一化、简单化以及对现实生活中真实矛盾的回避.
纵观“前二十七年”的文学创作以及联系当时中国百姓的实际生活状况,我们会发现在底层地位的畸形提高所带来的幸福生活背后,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虚假泡沫,底层实际的生存状态与他们的政治地位存在着巨大差距.于是在进入新时期后,恢复书写自由的知识分子开始带着批判、同情的目光对底层生活进行再审视,试图对那段历史进行重塑,揭露时代的创伤,展现新时期党的政策调整对人民生活的影响.但这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写作无疑将底层书写推到了同前一时期相同的写作逻辑之中,底层再次作为工具性的存在,以时代颂歌中的苦难终结者形象,成为政治宣传的代言人,遮蔽了自身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复杂性.
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是这一时期对底層生活改变的最生动写照.作为漏斗户主的陈奂生十几年来年年亏粮,背了一身的粮债,但是当1980年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陈奂生不仅能吃饱而且还有了余粮.同样为了造屋的李顺大在经历了从解放前到“大跃进”到的艰难历程后,终于在新时期造起了自己的房子.这种洋溢着喜悦气息的结局可以说是作者高晓声在借底层之口表达着对新时期党和国家的由衷赞美和感激.苦难已经终结,新的时代已经到来,是这一时期底层书写的重要主题之一.
当文坛高唱时代颂歌之际,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对时期农民悲惨命运进行了触目惊心的书写.1960年左倾浮夸风席卷全国,公社书记杨文秀为了政绩,对上隐瞒真实情况,制造虚假繁荣的喜果,对下则强迫李家寨社员超额完成征粮收购任务,四百九十多口底层百姓在上级一声政策下陷入了贫困的深渊.张炜写于1985年的《秋天的思索》也塑造了众多的底层人物形象,无论是被逼无奈出逃的李芒、小织夫妇,还是因为父亲是反革命而一生受牵连最终跳河自杀的袁光,抑或是只能默默忍受压迫的老寡妇、傻女、荒荒、老獾头,即使在结束之后,他们作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群体依旧处于悲惨暗淡的生存状态.
新时期之初知识分子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关注底层百姓的生存苦难,直指政治、资本权力下普通人的悲剧命运,这种强烈的人文关怀本身就值得肯定,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这些作品中,底层人物并没有摆脱受害者和被拯救者的工具性意义,他们作为一个带有政治功利性的群体,最突出的作用之一是为了否定历史、批判罪大恶极的反面人物,并突出新形势下革命事业带头人的光辉形象.所以当李铜钟为了百姓去“借粮”,从支部书记沦为犯人,最终在过度疲劳中牺牲,完成了普罗米修斯式的革命殉道后作品戛然而止,为沉重的苦难描写留下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二、民族寓言下的文化幽灵
80年代初期当代文坛在以“伤痕”和“反思”为主流的时代语境下,一股文化寻根风潮暗自萌发,作家们开始从社会学、阶级论的现实主义立场转向表现历史文化、民间传统和古老风俗.这批带有文化诉求,试图找回传统文明的根底,重铸民族精神的寻根作家首先来到了辽远的民间地域,窥视黄土地上的底层群像,发掘他们身上所带有的民间属性和文化积淀.
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是寻根文学的扛鼎之作,无论是只会说“爸爸爸”和“X妈妈”的白痴丙崽,还是性格乖戾,最后身体退化成一条鱼的幺姑,其笔下的底层人物都带有鲜明的文化象征意味.在大山深处的鸡头寨,这里的乡民保持着文化的原始状态.丙崽生来就是一个近乎白痴的小老头,作者在他身上寄予了愚昧与恶相交织的传统文化积淀.丙崽全部的语言只有“爸爸爸”和“X妈妈”,当鸡头寨与邻村“打冤”时,平时欺负丙崽的乡民却将这两句话当成了“阴阳二卦”用来占卜,结果大败,损失惨重,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逻辑,带有传统文化的某种残存.作品更富意味的是,当剩下的青壮年唱着歌谣远走他乡,妇幼残弱服毒自杀后,喝了的丙崽却没有死,依旧坐在断壁残垣上,口中念着“爸爸爸”的古老咒语.韩少功挖掘灿烂奇谲的楚文化,以生活在这里的底层人物为镜像透视着传统文化根基的顽固和强大.
如果说韩少功对丙崽、幺姑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展现了我们民族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所形成的“种族记忆”（弗莱语）与“集体无意识”（荣格语）,那么王安忆在《小鲍庄》中对文化传统的处理则更为辩证.作品塑造了一个出身贫困但却心灵高尚的少年捞渣,在他身上集中表现了民族传统的美德.捞渣为人善良、仁爱,在一场洪水中为了抢救鲍五爷献出了生命,成为全村精神力量的象征.但是作者的书写并未到此结束,捞渣的事迹被写成文章,成为配合当地政府开展政治宣传的有力工具,当民族精神成为公共消费品,小鲍庄的村民因捞渣的牺牲而获益时,民族精神在当代社会语境中也走向了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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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1980年代乡土小说的神性复魅和祛魅 摘 要：1980年代乡土小说在神秘文化热潮、作家主体审美意识以及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成功经验的启示下重新接续起神性叙事，使得乡土小说的神性色彩得以复。
2、 1980年代之少年游 巴拿马内裤星期一上学的时候，当我的右脚刚刚踏进学校大门时，刺耳的预备铃声就在校园上空尖叫起来，像凄厉的防空警报。有一群人围在公告栏边，叽叽喳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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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论1980年代来城乡书写变化 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创作，有一些新变。进入21世纪以后，新变之“变”，更趋明显。乡土叙事的强大惯性与道德排它性、主流评价体系之价值观的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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