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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多民族文学始终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在多民族文学创作中,少数民族汉语新诗的创作成就十分突出.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汉语新诗的发展呈现了多元的话语特征：表述的现代性,语言的混杂性,以及对本民族历史传说进行重构的象征性.尽管学术界曾进行若干次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界定及其属性的讨论,然而,将少数民族汉语新诗放置于世界文学语境下的讨论却不多见.事实上,这种讨论很有必要,如果在世界文学版图内进行观察,和19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汉语新诗相类似的话语特征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换言之,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的表述（包括第三世界文学/移民文学/海外华语文学）通常会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本议题在于发掘这一相似性,并重新考察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新诗的世界性特征.
一、19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汉语新诗的发展
本文以19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汉语新诗为中心展开讨论.如果进一步明晰讨论的对象,从时间跨度来看,研究案例是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的少数民族汉语诗歌.近三十余年,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转型,无论是经济模式还是文化生产,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话语生产和这次转型息息相关.尽管文学的发展脉络并不可能完全等同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脉络和进程,然而文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冲击波.诗歌作为一种能够表达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情感的文学形式,在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舞台上蓬勃发展.因此,以19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汉语新诗为中心展开讨论,可从一个侧面透视中国社会转型期多民族文学话语的流变、集结和多声部共振.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主流汉语诗歌写作中,宏大叙事被逐渐解构,取而代之的是對个体和日常经验的重视和书写.和此相比,在少数民族汉语新诗创作中,其表述的主线则由对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歌唱转向了对本民族的歌唱和书写.尤其是近年来,当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生态遭遇了现代工业化社会洪流的冲击,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者几乎在同时做出反应.面对传统的乡土社会逐渐被双重边缘化,少数民族文化的“原乡”也逐渐消逝,少数民族诗人们逐渐从“甜蜜忧伤”的颂歌式书写转向更加多声部和杂糅的书写话语体系.
为了更加深入的观察,我们有必要重新返回到历史现场,对1949年以后的少数民族汉语新诗的发展概况进行梳理和区分,展示其历史流变和同时期的社会语境,为下文讨论少数民族汉语新诗的“世界文学”性提供更为全面的话语参照.关于少数民族汉语新诗的分期问题,在学术界尚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可以肯定的是,关于其发展流变的第一阶段的时间划分基本达成共识,即“十七年文学”期间加之 时期的少数民族汉语新诗创作.综合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史,本人认为,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新诗的发展可大致划为三大分期,第一分期为1949年到1980年,即少数民族新诗的建构时期；第二分期为1980年至1995年,这一时期的诗歌可以看出建构时期宏大叙事的延续,以及民族文化意识的萌芽和发声；第三分期为1995年至今,少数民族汉语新诗呈现出语言混杂以及多声部共振的话语形态.
在第一阶段,少数民族汉语新诗曾受到同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影响,比起强调自己的本民族身份,诗人们更注重“社会主义民族文学”特征的表述；上世纪80年代初,少数民族汉语新诗进入第二个分期,以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及藏族诗人伊丹才让为代表的民族诗人改变了之前受国家话语高度影响的诗歌形态,开始将本族文化传统和新诗的体裁相结合,具有重构民族文化的话语特征,尤其是1985年以后,各民族诗人创作了大量的汉语现代新诗,掀起了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创作热潮；上世纪90年代中期,诗人诗作的审美水平和艺术水平逐渐提高,直至新世纪,少数民族新诗的多元化写作渐渐呈现,新一批的青年诗人诗作、民间的少数民族诗歌编选组织开始涌现,诗歌发表机制也不断更新,不再仅限于单一的公开出版物刊出,呈现了多元化、多声部的发展趋势.
二、“世界文学”视域下的少数民族汉语新诗
1827年,歌德在和爱克曼的谈话中最早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这一概念的诞生缘于他对中国作品的阅读.在歌德的概念里,“世界文学”意味着文本背后的相通性.如果以19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汉语新诗为中心进行观察,中国的“民族文学”如何实现和世界文学的联通?在世界文学版图中,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又处于何等的位置?
拉马贾尼在《杂糅诗学》a提到一组数据： 1996到1998年间,学院派杂志《弗兰卡语言》曾经按照三年间出版的世界诗歌三大选集中的代表诗人数量,在一张世界版图上划定比例.这个地图令人信服地展现了新型诗歌全球化的面貌,包括非洲、印度、加勒比诗歌.和欧美诗歌相比,这些地域的诗歌占据了四分之一的篇幅.在世界文学的版图内,英语诗歌的地理学于是被重新构建.同时,拉马贾尼引介了拉马努金、路易斯·班尼特、奥柯特·毕特克的作品,他们的诗歌尽管用英文写作,然而诗歌内容却表述了对本土历史文化传统的重构.拉马贾尼的分析恰恰为中国的少数民族汉语诗歌提供了进入世界文学的参照系.在1980年代以来的少数民族汉语新诗书写中,风景、神话和地理学的话语表述无处不在,诗歌创作群体也因对本民族传统歌颂的驱动力和集结性而发展壮大,从而参和构建了中国当代汉语新诗的地理版图.
当然,在谈及“少数民族汉语新诗”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概念并非是固化的整体,而是具有多元化及多声部表述的创作群体.在少数民族汉语新诗中,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诗歌表达话语方式,即使在同一个族群内部,都具有多元化的创作特征.在这些需要厘清的问题面前,唯一的路径便是从诗歌本体入手,来看少数民族汉语新诗的审美形态和话语特征.
在“世界文学”视域下探讨少数民族汉语新诗,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人们的知识背景十分值得关注.上世纪80年代之后从事诗歌创作的少数民族诗人们大多接受了现代汉语教育以及国外诗歌的滋养.比如彝族当代新诗的先驱者吉狄马加,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创作,他曾坦陈自己对于西方及拉美诗歌的学习和接受.吉狄马加曾在诗歌《自画像》中充满地写道：“我——是——彝——人！”b这首诗的生产标志了彝族现代诗人的民族意识自觉,此后的彝族诗坛对纯文学的诉求和民族性话语杂糅在一起,实现了彝族民族性的表述以及对文化传统的重新建构,亦是对本民族传说、习俗的文化表达.从诗歌审美角度来看,吉狄马加浪漫和感伤的诗歌品质和他创作的年代密不可分,汉语主流诗歌界的朦胧诗和先锋诗歌登场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因此,他的诗歌中透露出了几重维度：新诗传统的内置,西方现代诗的承继,以及本民族文化传统的高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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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康巴方式和少数民族汉语文学 我觉得，近几年来中国当代文学有几个热点，第一个热点就是《人民文学》发起的“非虚构写作”，从新的角度、新的方法和新的形式重新切入现实和生活。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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