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中国政策性银行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影响因素是适合不知如何写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相关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什么是全要素生产力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在采用Malmquist指数法对我国三家政策性银行2000—2014年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全面、系统的测度,并对三家银行测得的各年度结果作了具体地比较研究分析,结论显示我国政策性银行整体上的生产率是偏低的,需要进一步提升经营效率和社会效益.其次,进一步通过宏观和微观二维视角,对政策性银行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进行全面实证分析,发现影响每家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对其要素的调整必须要采取一行一策、因行制宜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可行性建议对策.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技术进步；影响因素
文章编号：2095-5960（2016）02-0017-09；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识码：A
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算起,我国政策性金融的发展走过了21年的风雨历程.面临着新阶段下继续推进政策性银行深化改革的需要,应牢牢把握我国基本国情这个出发点,遵循现阶段市场经济规律,坚持不懈地进行政策性银行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创新,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政策性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之路.2015年,国务院进一步对以国家开发银行（国开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发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进出口行）三家为代表的中国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了重新职能定位,表明国家对政策性金融改革的迫切性.政策性银行成为政策性金融的主体,通过政府导向平台扶植薄弱的企业或地区,并提供长期、优惠的政策性贷款,以此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协调地区金融结构平衡.但这种政策性金融的经营模式并不意味着不追求效率和效益,而是要在坚持保本微利①①保本微利是政策性银行的基本经营目标,但不是唯一或最终的目标,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获取较大盈利.的原则下,提高其政策性金融经营效率和优化社会效益成为当下政策性银行改革发展之关键.因此,在推进政策性金融改革的难题中,提高政策性银行的效率水平是亟待解决的前提条件.
一、文献评述
银行的表现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主要涉及竞争力、集中制、效率、生产率和盈利能力等（Heffernan 2005）.[1]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如何测量一个银行不同单元的相对效率以及采用的测量方法也是伴随着争议成长起来的.DEA是最流行的方法之一,应用于测量研究公司的效率,而且也广泛应用于研究银行效率问题（Nigmonov,2010；Arshinova,2011）.[2][3]Charnes（1978）被认为是通过引入数学模型-数据包络分析（DEA）测量相对效率的开创者.[4]因其DEA技术衡量商业银行表现力的可靠性（Cook and Hababou,2000）以及评估银行生产率和效率是增强实力和扩大盈利能力的可靠途径（athanassopoulos,1997）而被广泛认可.[5][6]学者们采用此方法去测量各国商业银行效率的研究接踵而至,包括测量英国银行效率（Drake & Howcroft,1994；Webb,2003）、希腊商业银行效率（Halkos & Salamouris,2004）、加拿大银行效率（Schaffnit,2004）、韩国银行效率（Sufian,2010）等等.[7][8][9][10][11]并得出民营银行或适度的中型银行最有效率的结论（Alhadeff,1954；Ariff & Can,2008）.[12][13]Baer & Nazmi（2000）验证最终导致危机的巴西通胀对新兴银行结构的影响,他们得到的结论是巴西的银行体系仍然是低效的,竞争和私营部门参和可以提高效率.[14]相反,对于11个转型国家的研究中,得出了私有化本身不足以增加银行效率的结论（Bonin et al.,2005）.[15]Park & Weber（2006）借助于韩国银行业金融自由化和亚洲金融危机背景来研究其银行低效率和生产力的关系,并利用定向技术的距离函数,发现技术进步有可能抵消了行业效率的下降和提升银行体系变革的生产力.[16]
国内学者较早系统提出金融效率是王广谦（1997）[17]和杨德勇（1998）[18],他们分别对其进行了详细地论述,促使我国金融发展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探索高度.其后涌现大批的学者开始使用DEA方法探讨我国商业银行生产效率、成本效率和综合效率,即使在某些结论方面未达成一致的见解,总体来讲对我国商业银行改革的理论基础还是做出了很大贡献（魏煜和王丽,2000；张健华,2003；王付彪等,2006；袁晓玲和张宝山,2009；王兵和朱宁,2011； 姜永宏和蒋伟杰,2014；韩松和王二明,2015）.[19][20][21][22][23][24][25]而政策性金融作为我国金融业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商业化改革大势所趋,如何提高政策性金融的效率已成为金融当局亟待解决的改革难题之一.政策性银行作为政策性金融的主体,其经营目标并不是“亏损”,而应该是在贯彻国家经济建设相关政策的前提下,达到社会和项目效益的最大化,这才是政策性金融的最优效率（丁孜山,2001）.[26]针对政策性银行自身效率的研究,杨晔（2007）、栾义君和马增华（2009）、杨童舒（2012）、张芬（2014）分别从2002—2005年、2000—2007年、2001—2009年三个不同的时间段出发,测度我国三家政策性银行的效率.得出整体上效率偏低的一致结论.[27][28][29][30]进一步从内部比较来看,国开行要好于进出口行和农发行.针对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效率比较研究,张芬（2014）选取了3家政策性银行和10家商业性银行2002—2012年相关数据,对两种类别银行效率进行横向和纵向的相关评价以及具体的财务指标分析比较,得出这样的结论：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相比,因资产利用率不高而导致效率偏低,并且呈现出财务指标稳定性较差的现象. 因此,要进一步加强政策性银行改革的步伐,合理配置政策性金融资源（白钦先,1998）,优化其政策性金融功能（王伟,2008）,让政策性银行发挥更大的作用,提高其效率（贾康和孟艳,2011）.[31][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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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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