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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封建帝国中最积贫积弱的一个朝代,这种积贫积弱的局势的成因,主要归咎于宋初的种种行政措施.北宋建立于唐末以来长期混乱之后与契丹的威胁之下,因此,赵匡胤登基之后为了巩固政权,推行了一系列的强化君主专制集权的措施.他深知,从五代起军事将领的权力过大就是危害政权稳定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外有割据擅权的藩镇,在内有殿前司的都点检和侍卫司的指挥使,他们拥兵自重,威胁着皇权.赵匡胤本人也是因拥戴郭威而起家,乃至自己掌握兵权,又效仿郭威故伎重演,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从殿前司都点检摇身一变,一下子就登上了皇位.惩前毖后,赵匡胤更加明白军人权力过大的危险性.
为了削减可能叛变的地方武装力量,结束五代政权交替的混乱局面,保障新政权能够长治久安,大臣赵普认为,唐末藩镇割据主要是君权弱于臣权、集权不够强大造成的,因此应该逐步采取一系列集中军权、削减藩镇割据的措施.赵普的这一观点正好指出了当时赵匡胤寝食难安的症结所在,赵匡胤采纳了赵普的建议,此后这些措施就成为北宋强化政权集权的政策纲领,其中主要有三个方面,即集中兵权、集中政权、集中财权,这三方面的政策各有具体规定.总之,这一系列的措施强化了集权,巩固了国家的统一,改变了中唐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对社会稳定、抵御外族的侵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从另一方面来说,集中军权,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集中政权,造成官僚机构职能重复,效率低下；集中财权,造成统治阶级的腐败.再加上一些外部的威胁,北宋形成了“积贫”“积弱”两大时弊.
特别是宋朝中期的六十几年,是宋初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政权后,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的时期,但这一时期也导致统治阶级逐渐腐化和衰弱,冗官、冗兵、冗费带来的危害越来越严重,宋朝的统治也陷入了越来越大的危机中.宋初军权的集中,导致军队庞大而腐败,兵将不相知,缺乏训练,极其羸弱.宋初政权的集中,导致官僚机构庞杂,官员们聊以卒岁,逃避责任,贪污受贿.宋朝的统治集团更是日益奢靡,只顾享受,不再励精图治.虽然宋朝的赋税沉重且名目繁多,但财政仍然是入不敷出,年年亏空.经济发展了,政治却腐败了,这使得宋王朝陷于难以自拔的重重危机,最终激起了此起彼伏的民变、兵变事件.
首先,从宋太宗淳化四年到至道元年（993—995年）,四川便有王小波、李顺的起义.本来四川是很富足的地区,但也因此成为剥削压榨的集中目标.北宋初年,征服蜀国以后,大将王全斌等人的军队贪取蜀地的财产,无孔不入,大大消耗了地方的元气.其次,地主对佃户的剥削比别处严重,四川的豪族地主除了田租外,连田赋也归佃户负责,贫民已无法忍受,加之商人兼并之风盛行,更使小农破产.这次起义声势浩大,两川为之震动,但不到几年,终究被占优势的政府军队所镇压.
据《续资治通鉴》记载,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又有益州戍卒赵延顺等人的兵变,杀兵马提辖符昭寿,拥立王均为主,均好称大蜀,改元化顺,广置百官,攻陷州县.虽然起事仅及十月而溃败,但是这种大规模的叛乱相继出现于四川一隅,并不是偶然.
宋仁宗元宝、康定（1038—1040年）以后,由于同西夏战争而使军费激增,严重扩大了赋税的征收范围,民不堪命,于是发生了王伦兵变和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京西、陕南农民起义.
欧阳修在庆历三年上奏的《论京西贼事札子》中说：王伦的从京东洛阳开始,横行千里无人可挡,到处滥杀军民,焚烧城市,所到之处满目疮痍,生灵涂炭.后欧阳修在《再论置兵御贼札子》中补充道：王伦、张海等人的起义,发展之快让人措手不及,短短的时间内横跨京东、淮南、江南、陕西、京西等数千里之地,杀人放火,肆意横行,入州入县,如入无人之境.
从这些记载可见,王伦等所领导的起义军给宋朝当时的政局带来了一定的危害.王伦被镇压后,起义并没有因此减退,接着起事还有很多,如欧阳修在《论盗贼事宜扎子》中说道：“又见自和州奏破王伦之后,更不讲求御贼之策,又认上下已有偷安之意.殊不知前贼虽灭,后贼更多.今建昌军一火四百余人,桂阳监一火七百余人,其余池州、解州、邓州、南京等处,各有强贼不少.皆建旗鸣鼓,白日入城,官吏逢迎,饮食宴乐.”
在这种“夷狄骄盛,寇贼横炽”的局势下,士大夫们日益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于是在朝廷中议论着各种各样的挽救危机的主张,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真宗即位之初扬州知州王禹偁的谏言“五事”,其主要内容有：戍边防搞好边境关系,使边关人民安居乐业；减轻冗兵冗吏；选拔优秀官员,宁缺毋滥；处理部分僧人和尼姑,减少建立寺院的消耗；天子要亲近有才能的忠臣,而远离佞臣小人,并且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宋仁宗初年,也陆续有人针对财政危机发表意见,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仁宗天圣元年春正月壬午条记载,权三司使李谘与盐铁判官俞献卿指出政府为了应付冗兵、冗吏,消耗了庞大的开支,因此加重了对人民的盘剥,以至于民力积困,为此促请仁宗裁减靡费,以减轻百姓的重担.
仁宗元宝二年（1039年）因对西夏用兵,军费日增,天章阁待制、同判礼院宋祁上疏,指出国库余额不足的原因在于“三冗三费”.三冗是：（一）官员无节制的招收,特别是地方官员增加到了以前的五倍；（二）圈养几十万军队没有作战任务却耗费无数粮食；（三）僧人道士越来越多,不加以限制,将无法控制.三费是：（一）以为天子祝寿为百姓祈福为理由建立诸多道场,浪费钱财；（二）京城内的寺庙僧侣过多,耗费官府的衣食；（三）被罢黜的大臣,仍然有节度使的衔级,国家提供俸禄.宋祁希望仁宗能够认识到危机的根源,“去三冗,节三费”,并且建议仁宗与嫔妃也能生活节俭,不浪费国库.上述可见,宋祁的奏論沿用了王禹偁的“五事”,重点在裁减官兵、节俭不浪费这两个观点上,并略加发展.
总之,真宗、仁宗两朝以来,士大夫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改革要求,试图改变宋代积贫积弱的局势,虽然他们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但是要求改革则是人同此心.他们这些个别的、局部的改革建议与实施,逐渐形成一股力量,给庆历改革的实现打通了道路,并在思想上给新政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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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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