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是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王安石变法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王安石变法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当我为自己民族失去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长歌当哭时,也只能满怀伤痛、深长思之.
范仲淹和王安石是北宋一前一后的两位政治改革家：范仲淹比王安石大32岁,他们所领导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前后相差25年；“庆历新政”于庆历三年（1043年）以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也即《十事疏》）为标志展开,此前1年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王安石变法”于熙宁元年（1068年）以王安石“越次入对”为标志展开,此时范仲淹已经去世16年；“庆历新政”历时仅仅1年零4个月,而“王安石变法”从王安石“越次入对”到两次入相共有8年,加上宋神宗摇摇摆摆地坚持9年,总共是17年.比较“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其间许多相关意味令人深长思之.
北宋改革的现实理由,在“庆历新政”之前就已充分.早在“庆历新政”展开之前4年,那位写过“红杏枝头春意闹”的文学家宋祁,作为同判礼院官僚就向宋仁宗上疏：国家财政经费赤字,问题在于“三冗三费”；“今天下有定官,无定员”,“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此时离33岁的宋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已经79年,吃财政饭的人,按宋祁的说法,已经翻了5倍.改革的现实倒逼和改革的呼声都在逐渐高涨,终于,到了庆历三年,官僚内部骚动,又遇对西夏的战争惨败,宋仁宗终于罢免宰相吕夷简,把范仲淹从西夏前线调任参知政事,任命韩琦和富弼为枢密副使,开始推行“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比后来“王安石变法”优越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宋仁宗亲自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舆论班子,史称“四谏官”——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四谏官”从文才到口才都好生了得：“四谏官”一声奏言,老官僚吕夷简、夏竦和王举正都被撤职,范仲淹、韩琦和富弼等少壮派走上政治前台.面对前所未有的出色班子,“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喜出望外,曾经极为冲动地写诗赞颂.
在宋仁宗的催促下,范仲俺、富弼和韩琦连夜起草改革方案,终于拿出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庙、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从这“十事”中可以看到,“庆历新政”在改革思想上并没有什么新鲜内容,大多是一些应该做好而历代封建朝廷都做不好的老生常谈,其改革主张的中心点属于“整顿吏治”,不是取蜂蜜而是直接对准蜂窝.
庆历三年底,范仲淹选拔了一批精明强干的政法干部（按察使）,到全国各路（“路”相当于“省”）去检查官吏的为政情况；范仲淹自己坐镇,每当按察使的报告送来,他就翻开各路官员的花名册,对照着把有问题的官员名字勾掉.在当时人看来,范仲俺这种做法在政治上都比较粗疏和鲁莽,一向非常尊敬他的副手富弼,见范仲淹勾掉一个又一个官员名字,曾经忐忑不安地从旁劝阻：“您这一笔勾去容易,但您这一笔下去,就会让他一家人痛哭啊.”范仲淹用笔点着贪官污吏的名字说：“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好！”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人治社会的官僚体系中,有问题的官僚肯定占大多数：隔一个勾一个有漏网的,每个都勾有冤枉的.身处这个体系中的范仲淹,必然失去自己行政的政治基础,于是,几乎是整个官僚系统都对“庆历新政”恨之入骨,他们集结一起攻击新政.老奸巨滑的夏竦让家中使女天天临摹石介手迹,然后伪造石介致富弼书信,信中故意透露想废掉宋仁宗；夏竦本人也四处散布政治谣言,说改革派结党营私、阴谋另立皇帝.——以仁宗的智力和从政经验,他未必相信伪造的石介书信,但他真切地看到了来自整个官僚集团的反对力量,与他们相比,范仲淹等改革人士只是沧海之一粟.于是,“庆历新政”仅仅实行1年零4个月,宋仁宗便下诏全部废除,还解除了范仲淹的参知政事职务,贬到河南邓州；富弼和欧阳修等改革人士也被逐出朝廷.后来欧阳修成为滁州醉翁,怀着万分委屈和失望的心情写出了著名的《醉翁亭记》.
从文章开头的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知道,“庆历新政”发生之时,王安石已经23岁,而且是一位“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的新科进士,作为基层的淮南签判、以撰写《淮南杂说》清理改革思想的王安石,肯定经历了“庆历新政”的实施过程,对其失败原因及经验教训,应该也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思考.从他后来的改革方案更可以看出：“王安石变法”至少正面绕开了“庆历新政”的“整顿吏治”,而更多地从经济制度入手进行改革.王安石在《祭范颖州文》中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从“庆历新政”基础上屹立起来的王安石,其政治改革思想要比范仲淹宽广得多、深邃得多、系统得多,也比范仲淹的改革方案更富有操作性、更富于想象力.
“重农桑”在范仲淹的政治设计中,还只是一个弹性很大的概念性口号,怎么个“厚”法缺乏操作性,但在王安石的变法方案中,已经化为“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具体措施.王安石的“青苗法”是一种小额信贷,是贷给穷人再生产的.具体做法是：在农民“青黄不接”之际,由官府将常平仓中的钱粮借贷给贫困农户,以农户田里的“青苗”作信用担保或抵押,等到秋收之后连本带息归还；“青苗法”的利息是20%至30%,在今天来看,这个利息非常之高,但当时民间的利息则是100%至300%.王安石曾经相当自信地说过,如果“青苗法”坚持3年,天下农民就不会出现没有种子钱的情况了.这样的变法也居然能失败！900多年之后,孟加拉国的穆罕默德·尤努斯创办了一家“乡村银行”,就其信贷“义利”双收的出发点来说,与王安石的“青苗法”没有本质区别；然而,尤努斯不但帮助自己国家的贫困人民获得了必要的生活资本,还被视为开创了一种小额融资的现代模式,从而获得200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北宋纳税户除了交纳赋税之外,还得按户等高低轮流到各级政府去服差役,这就是“差役法”,主要有“衙前”、“里正”、“户长”、“人力”、“手力”等等差役.其中的“衙前役”如遇仓库财物或运输过程中的官物有损坏耗失,必须照数赔偿；押送进贡之物到汴京,如果受酷吏勒索阻难,往往会长期不得回家,凡轮充此役的人,大多得倾家荡产.司马光在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所上的《论修造札子》中对此也有痛斥；苏东坡对服“衙前役”的人民也充满同情；然而,当王安石把“差役法”改为“募役法”时,却又遭到司马光和苏东坡等人的一致反对（苏东坡的态度前后有反复）.所谓“募役法”,就是按“差役法”的户等收钱顾人代替服役,承认劳动分工的发展,在商品经济非常发达的北宋,“募役法”对被捆在劳役之中的民众来说也是一种解放；王安石唯一的改动,就是原来被免差役的官户人家也被要求出一定的“助役钱”,这自然招来士大夫阶层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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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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