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老布尔什维克关键词是关于布尔什维克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孟什维克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我是上世纪50年代生人,没有经历过战争.童年很幸福.每逢听到《让我们荡起双浆》,心头总会泛起甜甜的涟漪.唱响《歌唱祖国》,“我们勤劳,我们勇敢,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才得到今天的解放！”,这掷地有声的信念,从内心由衷地流淌出来.世界上再没有什么词汇,比祖国、党、伟大领袖更神圣.那是一个充满了理想、信念的时代,是我们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的灵魂,是那些老布尔什维克们身体力行的共产主义信念.我们对于这个信念的理解,更多地是通过自己身边的人,通过一件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
不能搞特殊化
大约是在小学四年级,庆祝“六一”节.当地党政军领导都出席这次庆祝会.有红领巾歌舞团大合唱.我是合唱指挥,紧张极了.演出开始前,我透过紫红色的天鹅绒幕布向台下扫视,惊喜地看到父母亲,他们就在前排.也许是因为兴奋,也许是因为紧张,当我边向台下看,边走上高高的指挥台时,一脚踩空,重重地摔下来.全场惊呼,台下几乎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我在泪眼朦胧中向台下看, 地希望父母亲伸出援手.只见爸爸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依旧端坐着.妈妈下意识地站起来,随即又坐下了.
台下跑上来一位叔叔,是爸爸的秘书.他用一块大手帕缠在我受伤的膝盖上,悄声说,爸爸让你坚持演出,这不是你个人的演出.老师帮助我上了指挥台,我忍着疼痛指挥完了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是给我,也是给我们的.
演出结束后,老师带着我找到爸爸,请他带我回家,理由是腿伤得不轻.爸爸用温和的、却又是不容置疑的口气回答说：“其他同学怎么回家,她就应该怎么回家,她不能搞特殊化.”老师只好带着我上了少工委的大轿车.院里的同学,没有一个随家长回家的,车载着我和我的同学驶回学校.老师看我一瘸一拐地走路,只好用自行车送我回家.妈妈听到敲门声,从房间里冲出来,爸爸紧随其后,他的脸是平静的.我只能从他的眼神看到一丝关切,但是,他什么都没有说.妈妈对老师说了无数个感谢,对我受伤却只字不提.
多少年之后,我成为母亲.孩子每一次受伤,哪怕是看到孩子微小的伤口,我都会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心痛.此时方知,那一刻,父母亲的内心承受着怎样的煎熬. 人不是不懂感情,更不是没有感情.只是他们坚信：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你首先必须是个 员.其次才是别的角色.
工作、职责
那时的小孩子都喜欢过年,因为有好吃的、好穿的、好玩的.在我的记忆中,过年似乎从来没有什么意思.1966年春节,应该是我的第一个本命年.放寒假了,差不多用一天的时间,就把寒假作业写完.不为别的,就是想过年好好玩.当时,我并没有什么本命年的概念,只是听家里的老姆妈说起什么本命年,才知道它是如何如何重要.多盼着爸爸妈妈也知道这一点啊.姆妈也私下里和妈妈说起这事,妈妈温和地一笑说,唯物主义者不讲这些的.
眼看着要过年了,那天爸爸似比往日回来早些.我还没来得及高兴呢,就见他匆匆忙忙拿了一些洗漱用具和一包饼干,和秘书一道离去.临走时,拍了拍我的头说：“新年好,爸爸过几天就回来.”还有两天就过年了,“过几天就回来”,那意思就是,年又不在家里过了,他又去他的三线视察去了.在我12年的记忆中,爸爸和我们聚少离多.已经不记得有多少个春节,爸爸不在家了.对于他人来说,爸爸是和他们历经生死的战友.对于在三线苦战的将士们来说,爸爸是他们的总指挥.而对于我呢,爸爸是个符号,是个影子.
还有一天要过年了,妈妈早晨出门时说,在家听话,妈妈要去慰问部队,给你买了新衣服,年三十要穿上啊,妈妈几天就回来了.也是一个几天就回来.我委曲极了,泪汪汪地瞪着妈妈.敢情他们谁都不知道,这个年对我很重要啊?妈妈看我梨花带雨的样子,不免心疼.用那悦耳的吴侬软语轻轻地对我说：“野战部队的战士比你大不了几岁的,他们过年都不能回家.”我知道,妈妈又和她的野战部队一道包饺子去了.当时,我恨恨地对妈妈说：“我多希望是你的战士！”之后,“呯”地摔门而去,背后传来妈妈依旧温和的声音：“这是妈妈的工作,是一种职责,你懂吗?”
年三十到了,我百无聊赖地换上新衣,听着窗外的声声爆竹,看着随风舞动的红灯笼,内心孤独极了.姆妈精心为我制作的美味佳肴,好像一点滋味都没有.一阵电话铃响起,打破了沉闷,是同学打来的.说是在家挺没劲的,想到我家玩.过了一会儿,来了一帮同学.他们和我一样,都是家长下基层,或者到别的什么地方视察去了.这是规律,每逢过年过节,大院里的孩子们是最孤独的.在一起玩、吃、吹牛、逗乐是家常便饭.也正因为如此,小孩子们的关系颇有些相依为命的意味.
在这些老布尔什维克心目中,工作、职责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重要.为了这两个字眼,他们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工作、职责不是金钱、权力,不是任何可见的、不可见的利益,是党和国家的事业,人民的幸福.带着这份使命感,他们义无反顾地走到抗战的前线,也是这份使命感,使他们在和平时期,依然以如火的热情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
战友、同志
“ ”开始了,爸爸妈妈相继被带走.说是不许请保姆,姆妈也被送回江苏老家.妈妈临走时留下一叠饭票,告诉我,可以到院里的食堂打饭.同院的伙伴境遇和我差不多,于是到食堂打饭,成了我们的一个新乐趣.好景不长,没几天饭票就用光了.还没到月底,便囊中空空如也.一连好几天,都是买一两米饭,加一点冬菜.
那天中午,我在窗口买饭,依旧是米饭和冬菜.就在我端着饭盒转身的时候,身后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孩子,你能吃饱吗?”哦,原来是大院食堂的管理员,我们平时称他作黑伯伯,黑伯伯招手示意,让我进去,为我盛了一些饭菜,然后对窗口的服务员说：“这是大姐的孩子,以后不管我在不在,只要看到这孩子,她要什么,就给她什么,记在我的账上.”
我当时并不知道黑伯伯为什么这样.时间长了,从服务员的只言片语中,我知道了原委.黑伯伯参加过长征,据说是红八军的,没有文化,没有结婚,自然也没有儿女.他一直当炊事员,用他的话说,当炊事员不饿肚子.妈妈任职期间,每年都用自己的钱给黑伯伯买四季的衣物,逢年过节,还给老头送一些好吃的.黑伯伯常说,有同志们照顾,老了也不怕.老伯没有文化,资格老,敢说,造反派也不敢拿他怎么样.他公开地在院里说：“说大姐是走资派,打死我都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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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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