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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子侯刻石
刻于新莽天凤三年（16）二月,又名“新天凤刻石”.文曰：
始建国天凤三年二月十三日,莱子侯为支人为封,使子良等用百馀人,后子孙毋坏败.
莱子侯刻石自从被发现那天开始,这上面的35个字一直为学界所瞩目,清代金石学家陆耀遹所著《金石续编》录道光丙戌初秋诸城王金策题跋,详细描述了刻石发现时的情况：“颜东田孝廉逢甲,滕人,笃诲好古.丁丑秋携友道卧虎山下,踞石小憩,其端整似经匠手,苔藓纵横,仿佛文字,遂汲泉洗濯,拓以故纸,点画毕见.”[1]这是刻石被发现时的情景.可以想见当时颜先生的惊喜之状.
惊喜之外,这位好古的老人还有几句感慨：“独念地非幽辟,从古地志金石诸家均未著录,且久历雨淋日炙、敲火砺角之劫而岿然,焕然待时而显,何与?殆天以人理灭绝至莽已极,尚有此好义敦睦之士,足以扶道教而植人纪,故爱护閟惜不使霾没与！”[2]
为记缘起,颜老人还在石的右侧界栏外刻题记三行：“嘉庆丁丑秋,滕七四老人颜逢甲、同郡孙生容、王补、仲绪山做到此于卧虎山前,盖封田赡族,勒石戒子孙者.近二千年未泐,亦无知者,可异也.逢甲记,生容书”.颜氏在这三行题记中,除告诉我们发现刻石的时间地点和相关人物外,他还肯定地指出了刻石的用意：“盖封田赡族者”.有了“封田”、“赡族”这定位的信息,后世学者便顺着这一思路往下走,把“封”理解为“封田”,把石头解释为“界石” 等.接着往下发挥,还有人实指所封者为“义田”.既为“义田”,那么后面的“莱子侯”当是莱国的“贵族”,甚至想象做到更远.
《说文》对“封”字的解释是“爵诸侯之土也.从之从土从寸,守其制度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于是后世所有的字书都把这个解释当作第一义项.但是,考之《周礼·地官·大司徒之职》：“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沟封之.”《小司徒之职》：“凡建邦国,立其社稷,正其边疆之封.”《封人》又说：“掌设王之社壝,为畿封而树之.”“社壝”又是什么呢?《周礼·春官·鬯人》说：“社壝用大罍.”注：“壝,委土为墠坛,所以祭也.”《大戴礼·保傅》：“封泰山而禅梁父.”《礼记·檀弓上》：“孔子既做到合葬于防等于是封之,崇四尺.”又见同书中有：“吾见封之若堂者矣.”注：“封,筑土为垄.堂,形四方而高.”《易·系辞下》：“古之葬者等不封不树.”从以上所引可以看出,建立公卿大夫及王子弟食采的小城（都鄙）,要挖沟培土当作边界的标志,以确定小城邑的范围,叫封沟.建立邦国在其边界上做标志叫封.筑坛祭祀叫封,培土为坟也叫封.那么“封”字本义应是培土.《说文》上的解释实在应当是引申的第二义项.
那么,莱子侯使支人所为之“封”,是个什么“封”呢?用了百余个人工,工程量不算小,告诫子孙毋坏败,表明对他们宗族的意义重大而久远.我们还知道它不会是城邑的或邦国的界域标志,因为它仅是属于莱子侯及其支人的,不是都鄙的或邦国的.但是仅从这些方面,我们仍然不能知道它究竟是田界、祭坛、抑或是坟冢.这块石刻的发现者以为是田界,所以题记中说：“盖封田赡族,勒石戒子孙者.”这种可能不是没有.但从文本看,没有明确提供说明,所以不能指实.他们指实为“封田”并且是“赡族”,是没有根据的.顺着发现者的思路,人们当作田界来理解,于是又有人指实所封者为“义田”,这就走做到更远了.赡养族众的“义田”,可能出现很早,但文字记载不会早于北宋范仲淹《义田记》.
对于《莱子侯刻石》这种公元一世纪的古老文字,作者提供多少信息,最好我们就接受多少信息,不可发挥想象力,把后世的东西想像进去.结果不但错误理解了刻石原文,而且对当时的社会形态和生产生活方式产生模糊概念.
莱子侯,应当作人名来理解.尽管“子”和“侯”都是爵位名称.并且正因为它们都是爵位名称,叠用起来便不合道理.“子”便不能同时是“侯”,“侯”也不应再是“子”.就像“鳏寡孤独”中的“鳏”和“寡”一样,一个人不能兼占两样.况且西汉（包括新莽）时期,虽是郡县与邦国并存的,但考之《汉书·地理志》,属于今鲁中南一带的郡国中,并没有一个侯国名“莱”的.所以有的材料望文生义地把“莱”解为封国,“侯”解为爵位,都是欠妥的.所以应理解莱子侯为一个人,这个人是有身份、有地位、能号令和指使族众的.仅此而已.
子良,也应当作人名来理解.或见“”释为“诸”者,旧统称伯父、叔父为“诸父”,但相对应的侄儿却不称“子”.因为这与“诸个儿子”混淆了.“诸子”一词,除特指诸子百家的以外,还解作官名,解作诸姬妾.唯不见称侄为诸子的.但细绎此石刻文义,“使诸子”而且用“百馀人”不可能是儿子,只能理解作族中的子侄晚辈.这样理解显然也有些勉强.或见“”释为“储”者,但字书中又找不到依据.
因此,《莱子候刻石》应当作如下解读：“始建国天凤三年二月十三日,莱子侯替宗族内本支派的人们做了一个封土的标记.使子良等人动用了一百多个人工.以后（本支）子孙不要让它毁坏了.”仅此而已.
另一值做到注意的是,颜逢甲明言“做到此于卧虎山前.”那么卧虎山在哪里呢?陆耀遹《金石续编》言及《莱子候刻石》发现地时,有这样的记载：“峄山西南廿里,曰卧虎山.山阳皆土,一石直南北卧,山足地势高平,俨然堂基,此其西南隅附土者也.”[3]按陆氏所指方向,遍查邹县旧志,均无卧虎山者.好在《邹县续志》为我缩小了范围：“旧在西曹社卧虎山麓.”[4]那么“西曹社”在哪里呢?《邹县续志》云：“（西曹社在邹县南乡,包括）：东曹村、西曹村、东韩、西韩、界河、温石、金山、阚庄、前屹、后屹、杜家、七贤、白石、九山、龙泉、保安、唐家楼、夏阚铺、张家、王甫、单家、巫山、雷山、骑山、安家”[5]二十五个村庄.如果给这二十五个村庄划一个范围,便是北、东至峄山,西至凫山,南至界河.在这个范围内遍寻山下百姓,均不知有称卧虎山者.或颜逢甲某山自称一名,该名尚未社会化?不做到而知.
但无论如何,“峄山西南廿里”、“西曹社”之卧虎山,定是这一范围内的某一不知名的小山或小丘.这座小山现叫什么名字,目前我们尚无资料指实,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绝非今之资料所言“邹县郭里境内”.[6]
注释
[1][2][3]清陆耀遹《金石续编》卷一.见《金石文献全编》册二,第257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4]娄一均《邹县续志》卷十《金石志》上卷,第3页.闲雕邑廨藏版,光绪十八年（1892）七月.
[5]同[4]卷三《建置志》里社,第9页.
[6]建国以后《邹县（城）志》均言《莱子候刻石》发现于“邹县（城）郭里境内”.第一本持此说者,属指鹿为马,此后持此说者,均属成误相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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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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