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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高调”起事,丝毫不在意起义是否保密,显示出晚清时期基层政权体系已经失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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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政权建设是整个社会有序运行的根基,历代统治者都视县以下政权建设为大事,从秦汉的乡里制到清代的保甲制,都有一套细致的管理体系.
曾经的制度很严密
清世祖入关后就颁布了编制牌甲的命令.据《清史稿》记载,州县城乡每10户立一牌长,每10牌立一甲长,每10甲立一保长.每户发给印牌,上面写着姓名丁口,“出则注所往,入则稽所来”,就连寺观也一律颁给,“以稽僧道之出入”.客店都有一个登记簿,上面“书寓客姓名行李,以便稽察”.如果违反有关规定,将受到处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自城市达于村乡,使相董率遵约法,察奸宄,劝媺行,善则相共,罪则相及,以保安息之政.”
根据这样的组织形式,自牌头到保长形成了三级组织体系,这一套制度如果严格执行,不仅可以把全部农户的基本情况掌握得一清二楚,把每一个村邑、家庭和社会成员都毫无遗漏地纳入基层管理体系中,而且对其中所有个体的一切行动都能及时掌握.除行政管理职能,保甲制度还承担了征收赋税、教化乡民、调解纠纷、救治灾荒、维持治安的功能,成为清政府稳定统治的根基.
但清中期以后保甲制度不断衰退.开始是由户籍制度改革引起的,清初规定每3年编审户籍一次,后来改为5年.编审户籍是保甲制度发挥作用的一种重要体现形式,编审频次的减弱意味着保甲制度作用的削弱.接着,康熙五十二（1713）规定新增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初年更规定摊丁入亩,人头税逐渐被取消.编审户籍最重要的作用是收税的依据,人头税取消后编审户籍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乾隆三十七年（1772）朝廷干脆颁布诏令,停止了每5年编审一次户籍的制度.
财政困境削弱了基层政权
如果说户籍制度改革和赋税征收体制变化削弱了以保甲制度为代表的基层政权系统建设,那么嘉庆、道光时期日益严峻的财政形势又使这些基层政权被进一步削弱.
在财政普遍困难的情况下,服务于保甲组织的“基层公务员”实际待遇得不到提高,失去吸引力.保长、甲长、牌头一般由当地民众公举,报县官点充,这些人员虽不领官俸,但所需纸张牌册费用——也就是办公经费可以靠捐办、摊派筹集.根据多年形成的“陋规”,除办公所需经费外相关人员的补贴也会从中列支,“正税”之外的“乱收费”是解决基层组织建设所需费用的途径.
这种制度人为地造成了混乱,让人既“敢腐”也“能腐”.在广东做过知县的刘衡在《州县须知》中写道：“良由地方官疲于案牍,不能不假手书差,而一切工科饭食夫马之赀,不无费用,大约书役取给于约保,约保搆之甲长,甲长索之牌头,牌头则敛之花户,层层索费,在在需钱,而清册门牌任意填写,以致村多漏户,户有漏丁,徒费民财,竟成废纸,此外省办理不善之由.”
这段话说得很透彻：让干事又不给钱,只能自己去筹,既然如此,下面怎么筹上面就不能管得那么细了,为取好处户籍清册可以任意填写,汇集到上面的那些“报表”自然成了“废纸”.在这种制度下,基层人员实际收入的多寡取决于摊派的多少,而能够摊派的数量与“正税”征收情况挂钩.当财政相对宽松时,“正税”征收的压力相对不大,可摊派的空间较大；当财政紧张时,收“正税”都很困难,摊派自然更难,影响到基层人员的实际收入.
鸦片战争后清朝的财政状况彻底恶化,朝廷既要支付庞大的行政费用,又要支付巨额战争赔款,为了筹钱各种办法都用上了,还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清积欠”运动,即以强力手段清收历年百姓所欠的税款.地方上只能强征硬收,实在收不上来的,有些官员竟然打起了当铺的主意,强行向当铺“借款”以充赋税,心软的官员则装病告假,或者干脆弃官,在这种情况下再向百姓搞摊派,真是难上加难.
保甲制度是维系基层政权稳定的基石,朝廷却并没有为此支付相应的成本,而是要下面自己想办法,一方面纵容了“乱收费”,最终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另一方面当“乱收费”越来越困难时,愿意当保长、甲长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了.
宗族和帮会势力崛起
类似清积欠这样的差事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皇帝施压大臣,大臣施压给地方,地方官员层层施压.但他们只是动动嘴、动动笔,真正跑到一家一户去落实的还是这些保长、甲长.要钱是得罪人的事,乡里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不到万不得已,这种没有多少好处的事自然谁都不愿意去干.刘衡在《州县须知》里还说,这些基层人员“徒滋科派之烦,是以该处绅士齐民视保甲为畏途”.
基层政权的薄弱为宗族、帮会势力的崛起制造了机会.历代均推崇以礼治国,宗族在地方半自治的功能多被官方认可.清代的一些地方,在实行保甲制的同时还并行有族正制,成为辅助地方政权、维持地方秩序的民间组织.与官方的保甲制不同,族正制与官府的经济体系关联不大,也不需要官府的财政支持,当保甲制日渐式微时,宗族势力正好趁机壮大.据《道光朝实录》的记载,道光十年（1830）御史周作揖启奏,称江西“通省皆聚族而居,每省有族长、绅士,凡遇族姓大小事件,均听族长、绅士判断.一姓中之贤否,族长知之甚悉”.这件事引起了道光皇帝的警觉,命江西巡抚吴光悦调查.
宗族势力的壮大与官府基层组织的削弱是相伴而生的,所以会引起统治者的不安,但既然基层政权面临的现实困境无法改变,宗族势力的进一步发展也就不可阻挡.不过,这还不是统治者最担心的,相对于宗族势力,帮会趁机崛起才是真正的大患.
从经济的角度看,帮会的出现和壮大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不无关系.人如果被完全束缚在土地上,帮会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土壤.开始因为商业的发展,经济活动由单纯的纵向联系向横向联系扩展,因为经济流通的需要,人们以地域或行业为纽带形成了很多组织,即各地区、各行业的商帮.随后,农村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大量失地农民成为流民,为了生存他们逐渐结成了帮会.
商帮、帮会是基层政权的瓦解力量.商帮与宗族势力类似,寻求的是与官府的合作而不是对抗.而帮会不同,它们对政权有天生的敌视,也不计较自身行为是否合法.嘉庆、道光时期是帮会空前繁荣的阶段,出现了天地会、哥老会两大帮会系统.天地会主要活动在福建、两广以及湖南、江西、云南等地,哥老会兴起于四川,后向全国漫延.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南方各省的许多乞丐、盗窃帮伙,都逐渐被天地会和哥老会所控制和同化.
农民起义不再低调
天地会是当时影响最大的帮会,其起源有多种说法,至今尚无定论,但各种说法都认为在清朝初年这个秘密组织就已经形成了,且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反清复明”是它的主要口号之一.乾隆五十一年（1786）的台湾林爽文起义、道光二十七年（1847）雷再浩领导的“棒棒会”起义、道光二十九（1849）天地会成员李沅发在湖南领导“把子会”起义,都属于这一类的帮会起义,声势十分浩大.这几场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为几年后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奠定了基础.
洪秀全、冯云山等创立拜上帝教,基本教义来自基督教.洪秀全自称是上帝的第二个儿子、耶稣的弟弟,称杨秀清为上帝的第三个儿子,揉合西方基督教义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劝导世人拜上帝、学正人、惩富济贫,实现公正太平的社会理想,对于当时正深受苦难的下层人民而言,这些说法无疑具有很大的诱惑力.
道光二十九年（1849）前后广西遭遇灾荒,本来已民不聊生,各地官府又在强行清积欠,社会矛盾骤增,在基层有着广泛影响的天地会纷纷举事.次年7月,洪秀全、冯云山下达命令,要求各地拜上帝会成员变卖田产到广西桂平的金田镇集中,在此创建团营、加强操练、筹集钱粮、准备起事,来此会集的男女老少竟多达2万人,随后在此宣布起义.
太平军起事的经过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有很多不同,除了独特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体系,其组织发动过程也很多特点.他们先进行了数年的发动和酝酿,深耕基层,广泛吸收农民、苦工参加组织,打下深厚基础,决定起事后一下子有2万多人向一个村庄集结,动静很大.以往农民起义多是秘密筹划、突然一击,行事前因泄密而导致功亏一篑的不在少数.东汉末年有数十万徒众参与的太平道起义,就是因为叛徒告密而蒙受重大损失的.
拜上帝会行事如此高调,根本没有把地方官府放在眼里,而事实上州、县官府也真的拿他们没办法.金田起义前清军总兵周凤歧带兵前来镇压,被拜上帝教会众击退,毙敌300余名,杀死副将1名.从这些迹象看,清政府这一时期的基层政权体系已经完全失效了.
（作者为文史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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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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