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聚众案件和清代基层政权社会控制机制是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基层政权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摘 要]聚众案件是基层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集中体现,州县衙门既是国家对地方社会实行控制的中心,也是基层民众和官府交涉互动的场所.通过考察州县官治理策略与聚众案件之间的互动关系,探寻清代官府针对聚众案件的预防、治理和控制机制,从中思考清代基层政权社会控制机制的有效性和有限性.
[关键词]聚众案件；基层政权；社会控制机制
[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4）03-0094-05
Abstract： Group Events reflect th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of Grassroots society. The county government is such a place, in which the state controls local communities； grassroots society and the official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This article observ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ases and Grassroots government control strategy,focuses on the official prevention, governance and control mechanisms for the group events, explores effectiveness and limited of local government social control mechanisms in the Qing Dynasty.
Key words：group events；local government；social control mechanisms
清代,聚众案件包括聚众闹赈、抢米暴动、抗粮抗租、宗族（乡族）械斗、打教、聚众强劫,等等,表现形式多样.县级行政辖区是较大规模聚众案件的集中发生地,也是社会控制和行政管理相对薄弱的一环.清代地方官府对聚众案件的预防、治理和控制策略对于当今社会控制体系的建立健全而言,仍不失为一种有用的历史经验.
一、知情而治,防之未然
“天下事莫不起于州县,州县理则天下无不理”[1]（《自序》）.州县官首先要对地方情形、民生风俗了然于心,知情而治才可能做到掌控有度.陈宏谋主张,州县官要人手一册州县舆图,不但州县官自己可以凭图熟悉地方,“上司问及,可以随事登答”[2]（卷二十,《饬去州县舆图檄》）；诸如“借还常平,借还社仓,劝种桑蚕,兴立义学,选充乡保,稽查匪类,缉拿窃贼”等事务,只要“一展舆图”[2]（卷二二,《通饬留心图册檄》）便可以一目了然.了解民情的另一条途径是咨访当地士绅.事先准备一本“客言簿”,向他们询问“里中有无匪类、盗贼、讼师”,以便日后查用[2]（卷二二,《学治臆说·称职在勤》）.
地方绅士借助其声望和财力积极参与地方行政,在诸如公共工程和公共福利、教育、保甲、地方团练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也有一些下层士绅包揽钱粮词讼,带头闹赈,挑动民众抗粮,借地方公事之名挟制官府；或是组织纠约宗族械斗,窝盗分赃,为朝廷所深恶不容.雍正帝曾言：“绅士居乡,傥有违理肆行之处,令有司约束劝导之者,无非欲其同归于善,并非令地方官有意摧折之也”；“其小有过愆者”,尚可以劝戒之法“令其悛改”,而对敢于聚众抗官、藐视国法者,“则置之于法,以警其余”[3]（卷五五）.礼罚分明,用之防之,官与绅之间的进退博弈是地方治理不能回避的话题.
发挥基层社会内部控制体系的功能,使之参与和协助地方治理不仅是来自最高权力者的统治意图,是国家控制基层社会的制度安排,同时也是州县官防范聚众案件发生的组织基础.以“息讼”为最终目的的各种官方和民间的司法调解机制,是力图将社会内部矛盾和冲突解决在萌芽状态,消除在基层.族长、乡约或长老等乡村头面人物往往充当调解人的角色,州县官指导其调解纠纷,管束族人,直至双方“甘结和息”,社会恢复平常,地方官府在其中所起的是引导、协调、促进甚至强制执行的作用.
乡村辽阔,地方官耳目难周,基层组织和地方社会力量分布广泛,信息反馈和沟通较之官府更直接、更快捷、更深入,因此,地方官会依靠、敦促或规定他们要观察基层动向,及时反馈,便于官府第一时间得知案发情况.如对于械斗案严重的闽粤地区,州县官“择各乡村衿监耆民责令随时查察,收缴铳械,一闻构衅之端赴县密报”[4]（档案号：04-01-01-0624-002）,官府酌加奖赏.四川省盗匪四起,道光年间任四川按察使的张集馨谕令各属州县官利用分布在各处乡村堡寨的乡保、场头为眼线,动态巡查四境,一遇报案即连同差役赶赴现场,跟踪追击.
此外,就地方治安、防匪缉盗等相关事宜颁行张贴告示,晓谕民众,这也是州县官防范未然的手段之一.道光元年（1821年）,巴县衙门为防范盗匪案颁发告示：
示仰各乡场约客、团首、铺户、居民人等知悉：尔等每逢场期,务于该场栅外两头防守稽查,务使匪徒不能入境.如场内遇有匪徒绺窃滋事,刻即鸣锣截拿.如遇夜晚以及乡僻山村,遇有窃匪,团众协力擒捕,务获解县,以凭尽法严惩,并将出力之人从优奖赏 [5]（p.365）.
通过告示的舆论宣传作用,告知乡民如何防范盗匪,如有案件猝发,如何缉拿.同时,将团首、场头等人应当助官一道稽查协捕的职责标明纸上,一方面令其照单遵行；另一方面,用这种广而告之的方法能使盗匪有所凛畏,闻风而退.
同光时期,在广东任知县的徐庚陛曾就民人聚众放火焚寺的案件出示《禁聚众示》.告示中,徐庚陛首先自责“教督无方”,旋即将朝廷惩戒聚众案件的光棍例告谕民众,使之不要知法犯法,同时表白自己没有向省府请兵捉拿肇事民众的良苦用心.因为大兵一到,炮火无情,有可能伤及无辜,甚至玉石俱焚,这是双方均不愿意看到的结果.继而寄希望于乡绅、宗族能够发挥管束乡民和族人的作用,将案件消弭于未然 [6]（卷六,《禁聚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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