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20世纪30年代文学中中国形象其空间表征是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表征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相关本科毕业论文表征是什么意思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20世纪30年代文学受制于当时中国的京海社会结构和时代动荡,一方面以五四时期启蒙主义、反现代性的浪漫主义和革命意识形态等视角,绘写同一时空中国乡村世界的不同政治与文化、文学与审美的地理空间,塑造了不同的乡村和中国形象;另一方面,对北京与上海代表的都市中国,从政治、革命、性别和文化视域,揭示和形塑都市中国的文化地理空间及其色调,使摩登的上海与古都北京既呈现出现代与传统的不同内涵,又使不同政治与审美立场的作家笔下的同一都市,具有复杂多态的空间意义及其表征符号.文学叙事中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其实呈现和蕴含非同一性的多个中国的形象及价值空间特征.
[关键词]20世纪30年代;中国形象;空间表征;京海结构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4）05-0001-07
[收稿日期]2014-06-25
中国新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受制于民族救亡、启蒙、革命、战争和解放等语境,开始不断地描写和叙述有关中国、都市和地区的文学形象和空间意象.这些形象和意象既构成与客观环境紧密相关的第三世界被压迫民族和国家文学特有的母题和形象系列,也再造了现代中国的国家和地域的政治、文化、社会、道德与性别地理,成为赋予各种意义的符号化表征空间,以至于一提起现代中国的某个地方和地域时,许多人首先浮现于脑海的是文学作品、特别是经典作家作品对其的描绘和“形象定位”,而非从政治、经济和地理类书籍获得感知与知识.文学作品不是简单地“视为是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1]（p.40）,而是以文学手法和形式创造了一个文化地理意义上的中国及其表征空间,并构成了一套文学的、文化学的、有关中国的、地理空间的知识系统,其中掺杂着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学的多种价值取向和功能意义,并由此使中国现代文学具有鲜明的空间地域与文化地理的多重意义.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从不同的角度塑造和描绘了一个复杂的、具有政治与文化地理学意义的中国.
一
近代以来,中国出现的少数经济与文化发达的都市与内地广大农村并存的二元社会结构,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政治革命、民族危机等时代激变的刺激而导致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愈发突出,作为时代产物并对之予以反映的文学,由是出现了与社会结构同步的文学型构,即都市文学和乡村文学成为现代文学最突出的两大文学题材和类型.如果说这两类文学在20世纪20年代还没有出现双峰并立的局面,那么,到了20世纪30年代,则已成为最显著的文学题材与主题内容.而乡村世界、乡土中国的描绘,在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的基础上,有了更为广大和丰富的视域与风景.多元丰富的内地和边地乡村世界的描绘与叙事,构成了文学化的空间中国的形象化表征,一言以蔽之,写乡村和地方,都是为了说中国,说出同一时空里的不同性状的多个中国形象.鲁迅曾经认为,同一个时空里的中国,其实是具有不同内部时空与景观的,“几乎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2]（p.344）,20世纪30年代乡村文学描述的就是在社会发展阶段和思想状态上呈现出多元景观的中国.
“鲁迅风”式的以现代性目光透视和描写乡村世界的启蒙主义叙事,在20世纪30年代农村题材文学中仍然是普遍性现象.吴组缃的《菉竹山房》和《X字金银花》等小说,作者的立场和态度是启蒙主义的现代性,并由此转化为小说的叙事者的目光和态度,叙事模式仍然是游子回乡,即让在都市谋生的现代知识分子担任叙事者回乡省亲,从现代都市进入和回到内地乡村,通过这个叙事者的观察与接触,看到和感受到乡村世界并进行具有社会与文化地理学意味的文学描述.在小说叙事者的视野中,故乡皖南的自然风景和地理依然秀美,但社会与文化构成的人文地理环境依然是前现代的和中世纪性的,传统的封建性纲常名教依然依托于司马第府宅等陈旧空间和事物,继续压抑和束缚妇女并“吃人”,换言之,鲁迅在五四时期启蒙主义小说中揭示的那种“吃人”特别是吃妇女的“陈年流水簿子”和“老中国”的礼教道德,依然作为传统和现实的力量继续“造恶”,由此小说描写和揭示的乡村中国的社会结构、关系和现状,呈现出“停滞性、压抑性和封建性”空间的特征,其中“道德压抑”和“性别压抑”是这个空间的主要内涵和色调.这种历史停滞和道德压抑的乡村世界,与作为小说背景的叙事者来自的有柏油马路、电车、电影院、跑马场和霓虹灯的外部世界,二者在自然物理时间上是“同时”的,但在社会发展阶段、文明道德范畴等构成的价值时间上却是异质的,即同一个中国呈现时空分延、多元多态的形象和性状.
这种停滞和压抑性的内地与乡村中国的描写和叙事,在沙汀、周文等人的描写四川和川康地区的小说中,得到更多样化的揭示.沙汀小说对川西北地域则着眼和定位于阶级与社会性的极度黑暗和暴戾的——一种中世纪性的政治、经济、军阀、黑道等社会结构和关系构成的地狱性质的社会空间.他的小说很少描写那里的自然风景,其着眼点都是社会视域下的社会景观,而这社会景观的意义,沙汀小说主要是从统治阶级的思想行为的方面予以揭示的,在这些揭示和描写的视野里存在和隐含的,是叙事者代表的作者的左翼化的政治和阶级压迫的视角与立场.《堪察加小景》《兽道》等小说描写的四川地方军阀官吏、黑道缙绅构成的关系结构和压迫环境,不仅将“出格越轨”的妇女予以骇人听闻的“点牌牌”（轮奸）,而且将全体百姓乃至压迫势力内部都作为残害和倾轧的对象,甚至连灾荒年月外出逃荒的灾民都要巧立名目予以盘剥敲诈.这个地方社会仿佛根本没有进入现代而一直停滞和倒退,仿佛是与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明、更与现代文明脱节的被抛离正常社会轨道的“人间地狱”,只有社会性的黑恶势力和混世魔王在这个世界如鱼得水,从20世纪30年代直到20世纪40年代,沙汀小说一直如此冷峻冷嘲地扫描和定位四川形象、特别是川西北的社会构成和整体形象,也是沙汀小说在叙述和表达中,努力揭示和制造出那个令人恐怖和作呕的地方社会的“刻板印象”和“文化定型”.另一位以描写四川与西藏交界的川康地区见长的左翼作家周文,其小说叙事背后的思想视野和立场也是左翼的“阶级”意识,与沙汀一样,致力于描写川康地域和社会的“无道”与魔兽状态,为揭示这一状态的视野聚焦仍然放在地方统治阶层和军阀,但不同的是,更着重揭示这一由统治阶级行为构成的黑暗无道地域的“荒唐”与可笑,其中蕴含着强烈的反讽意味.乱世怪异、荒唐可笑、民不聊生成为地方性社会的主色调和特色,是一种左翼作家视野中的四川内地的“区域文化”和“地方社会”,这种被描绘出来的地方社会的“特色”,几乎成为当时得到中国社会共识的四川景观和“共相”,以至于改编于四川作家马识途小说的当代电影《让子弹飞》,也强化和强调这一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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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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