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佛教史视阈下康僧会译经之儒学化与其意义是关于佛教史视阈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佛教史视阈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安世高译经使中国佛学趋于独立,但仍不离道术；支谶及其再传弟子支谦译经奠定了佛学依附玄学的基础.康僧会译经兼收众长,借用儒家话语体系以儒释佛,使佛教自觉服务于主流思想,有效地遏制了信众与朝廷走向对立的可能,从而实现了佛教中国化的新突破.自此,佛教开始公开、积极地向士大夫阶层传播.
关键词：康僧会；译经；六度集经
中图分类号：K23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5-0116-06
康僧会（?-280）,三国时吴地名僧,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因父经商移交趾（今越南北部）.僧会生于汉地,“明解三藏,博览六经”,曾云“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①可见其所治已非纯粹佛学.关于康僧会及其译经,一般佛教史著作均有所介绍,但限于体例难以深入；专题论文或作语言学研究,或作哲学研究,成果不菲.作哲学研究者多阐释康氏佛学思想,代表性成果有杜继文《略论康僧会佛教思想的特色》、韩国良《论东吴高僧康僧会的佛学贡献》等.杜文认为康僧会以正心沟通佛教教义和孟子仁政思想,调和佛儒,变佛道为仁道,为佛教在中国传播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韩文重在考察康僧会对印度佛教的汉化工作,认为康氏积极尝试自上而下的传教方式,用中国元气论改造印度佛教四大成物说,自觉转换印度佛教人性论为存有论,巧妙化解了儒佛思想矛盾.然而,仅通过阐释康僧会佛学思想还不足以全面揭示其译经的地位与影响.在佛教发展史上,康僧会译《六度集经》首次大量使用儒家话语,将仁、孝、信等品格融入佛本生故事,着力塑造佛陀的仁君形象,有效地纾缓了佛教与儒家思想的对立,实现了佛教中国化的新突破.本文拟基于《六度集经》文本的详细解读,以东汉三国佛教发展史为背景,立足佛教中国化进程,观照康僧会译经的儒学化及其佛教史意义.
一、东汉三国佛经翻译的中国化历程
两汉之际,佛教初传中土,此时业已成熟的儒道思想居于中国社会的主流地位.作为外来的异质文化,佛教欲立足中土,流布华夏,舍中国化而无他途.
《四十二章经》,是现存最早的汉译佛经,所以能够在后世广泛流传,原因即在于其高度中国化.首先,体例、内容与《孝经》相似.《历代三宝记》卷四《译经》“后汉四十二章经一卷”条引旧录云：“本是外国经抄,元出大部,撮要引俗,似此《孝经》十八章.”②《四十二章经》有二千余言,撮要佛教大部经；《孝经》近二千字,总汇儒家六经典.二经均有导引入门、教化世俗的功用,而且《孝经》是一部流传极广的儒家经典,是朝廷以孝治天下的根基.因此,《四十二章经》先天具有了与中土民众的亲和力,而导引入门的性质又使之在后世极受佛教中人重视.其次,翻译采用了中国式的译写.“这样我们就可以确定《四十二章经》的翻译性质是中国式的译写,或是中国式经抄,这种经抄因为有了《老子》和《孝经》的参照,形成了一种精炼宏大简洁的特征,因而在相当的程度上也就有了其本身被赋予的经典性.”③《四十二章经》的译者借助道家的话语体系强化了佛道本是一家的亲切感,消解了中土读者对外来文化的陌生感以及由此而生的排斥感.这成为此后一段时期内佛经翻译的不二法门.《四十二章经》初次译出后,佛经翻译或许阙如.逮至桓灵时,安世高、支娄迦谶相继抵达洛阳,译经的沉寂局面始得改变.
安世高通习汉语,译经义理明晰,质文允正,《安般守意经》是其代表.经中屡屡出现的“道人”“行道”“无为”等词,明示该经传译也是借用了道家的话语体系.“安般守意,名为御意至得无为也”、“安为清,般为净,守为无,意名为,是清净无为也”④等,见出译者将佛教安般守意等同于道家无为.此经复将佛教经禅定修习而得神通混同中国固有的得道成仙,加之数息在形式上确与传统的吐纳养气相类,安般因此成为中国最早流行的禅法.此外,安世高译“无我”为“非身”,既便于承认灵魂的存在,使佛教轮回业报有了一个主体,又因应了中国传统的鬼神观念；译“业报”为“宿命对”,将中国传统的宿命论与佛教的因果报应说相比拟；“知身但气所作,气灭为空”⑤之“气”也为纯粹的中土概念.因此,安世高传译以《安般守意经》为代表的禅数学,使得“佛学在我国独立而为道法之一大宗”⑥.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与安世高一起被梁启超誉为“实译业开山之祖”⑦.支谶译经几乎全属大乘,影响最著者为《般若道行经》.该经也袭用了道家话语体系,如借助“本无”一词,既迎合了道家思想,又批判了小乘佛教执着佛所说法一切实有的观点,否定其僵化的思想体系,宣讲大乘一切皆空的义理.稍后,支谦改译《大明度经》仍沿袭“本无”,至东晋则形成了般若学六家七宗中的本无宗.此外,支谶又以“自然”指代真如、真性及般若智慧,将大乘般若精神与道家文化相融合.“《道行经》用‘自然’来说明‘本无’、‘性空’,这个概念无疑也是来自《老子》”,“可见这个概念之出现于汉译佛经,也说明当时的佛教思想已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中国的传统思想和当时的思潮的烙印”.⑧几乎与此经流行的同时,“自然”一词广泛地出现在时人的哲学著述中,成为魏晋玄学极为重要的概念.支谶及再传弟子支谦译经将般若与道家本无、自然相合,与玄学同流,下启晋世般若学.
支谦,字恭明,月支人,生于河南,内外兼通,所治佛学已全然中国化.支谦继承支谶所传大乘般若思想,所译《佛说慧印三昧经》把大乘宣扬众生皆有的佛性神化为佛身,使佛教愈加思辨和世俗化；《佛说维摩诘经》则从般若理论与宗教实践两方面化解了佛教与世俗的对立,以在家菩萨维摩诘宣扬世间即出世间,抹杀在家与出家的界限,甚至在家高于出家；《太子瑞应本起经》是早期佛传翻译中质量较高的一部,也是最为流行的一部,与此经的另一译本——东汉竺大力和康孟详译《修行本起经》相较,支谦译本文学色彩浓郁,译风尚文尚简,将佛陀塑造成了一个中国化的神人形象,非常适合中土人阅读心理.
简言之,康僧会以前,安世高传译小乘禅数,融通佛教坐禅与道家无为养生、方仙道神仙方术,中国佛学因此趋于独立,但仍依附于道术；支谶及其再传弟子支谦传译大乘般若,以本无、自然沟通佛教般若智慧与老庄玄学,奠定了魏晋佛学摆脱道术转依玄学的基础.但是,佛教与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神学化儒家思想的矛盾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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