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对王弼大衍义的现象学是适合现象学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现象学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摘 要：王弼是正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除了本身内容的创新之外,在思维方式上也和之前的汉学有比较大的区别.这种区别,既表现在具体学理上,也表现在方法论上,但是对方法论上的区别和创新,关注度是不够的.所以,为了更好地解读这种区别,尝试以王弼的“大衍义”思想和汉儒解《易经》的区别这一现象入手,在海德格尔现象学的视域下,以现象学为一种方法,对王弼易学思想上的方法论创新给予现象学的解读,从而希望搭建起对魏晋玄学研究的一条新的属于现象学的路向.
关键词：王弼；大衍义；现象学；真理；根据
中图分类号：B23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7）11-0109-04
一、引言
王弼是魏晋玄学中正始玄学的重要人物,他所代表的玄学清谈,在很多方面和汉学有了本质性区别,从而开启了中国哲学史新的时期.而王弼本人则在《易》《老》和《论语》这几部典籍的注解中开出新意,颇有见地.这其中以其注《易传》的“大衍义”思想最具有代表性,汤用彤先生就曾经说过：“王弼注《易》摈落象数而专敷玄旨.其推陈出新,最可于其大衍义见之.”①对于王弼這种开风气的先锋作用,前人已多有论及,对于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也给出了许多解释,基本上都是沿思想史发展的脉络,从具体思想内容的前后沿革来论述的.这样的解释固然可以说明一部分问题,但是实际并没有真正回答问题.面对思想的这些变化,应该追问的是：“剥落象数,专敷玄旨”何以可能?这一变化如何作为一个哲学事件被解读?
如果要回答这些问题,仅仅对中国哲学本身的历史发展做研究就显得不足.“新”观点即使是由传统发展而来的,但在“旧”传统中,它也势必是隐而不显的,所以,单纯对“旧”传统进行分析,是不能清晰解释“新”观念产生的原因的,这必须要有方法论上的更新,必须要有非演绎的方法的介入,现象学的方法也就因此进入研究视野中.海德格尔指出：“‘现象学’这个词本来意味着一个方法概念,它不是从关乎实事的方面来描述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而是描述哲学研究的‘如何’.”②所以,现象学就是：“凡是如存在者就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展示存在者,我们都称之为现象学.”③在此意义上,现象学作为方法论,成为我们“看”现象、让“现象”显现的一种方法,并且可以通过这种“看”和“显现”,让隐藏起来的、生存论意义上的被遮蔽者浮现出来.如果在此意义上使用现象学方法,并将王弼“大衍义”思想作为一个存在者来解读的话,就可以做到从一个新的角度对王弼的“大衍义”进行研究.
二、王弼“大衍义”与汉学注“易”之区别
“大衍”思想出自《周易·系辞》：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
收稿日期：2017-06-10
作者简介：段吉福,男,西南民族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副院长,硕士生导师（成都610041）.
李娅,女,西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成都610041）.
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佑神矣.
这段文字,是在叙述《周易》的占筮起卦过程和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数字的象征意义.在叙述中可以看出,这个数的变化过程没有缺漏,明确易懂,这才有《易》为“简易”之说的这种理解.里面只有一处疑义,就是“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这里带来两个问题：第一,大衍之数为何定为五十?第二,“其用四十有九”,为何要减此“一”?所减之“一”的含义是什么?这些问题在《易传》和《系辞》里都没有明确的回答,而两汉和魏晋的诠释就在此问题上出现很大差异.
两汉注《易》,专注象数,汉儒对“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的解释,可以从孔颖达的《周易正义》所引诸家观点里看出：
京房云：“五十者,谓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气,将欲以虚来实,故用四十九焉.”马季长云：“易有太极,谓北辰也.太极生两仪,两仪生日月,日月生四时,四时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气.北辰居位不动,其余四十九转运而用也.”荀爽云：“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有五十.《乾》初九‘潜龙勿用’,故用四十九也.”郑康成云：“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以五行气通.凡五行减五,大衍又减一,故四十九也.”姚信、董遇云：“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者,其六以象六画之数,故减之而用四十九.”
综合以上可以看出,汉儒各家（其中虞翻、姚信、董遇虽生活在三国时期但他们的治学方法是汉儒的）对“大衍之数”的理解虽然各异,但基本的共同点在于：拘泥于象数,将《系辞》中提到的每一个数字都落实到实处,和实相进行联系,并且为了把这些实际的数字和现象与系辞中所描述的数的变化规律吻合起来,进行大胆的虚构,但实际上无法自圆其说,从而造成各说歧出的混乱局面.
王弼的“大衍义”同样是对《系辞》里这段话的理解,但是却和汉儒产生了根本性的不同.王弼所著原文已佚,其“大衍义”思想见于韩康伯的转引：
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通之,非数而数以之成,斯易之太极也（一做大极）.四十有九,数之极也,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常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宗也.④
王弼的注解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虽然也承认大衍之数和天地之数有关系,但是他并没有纠缠于天地之数之五十五和大衍之数之五十究竟是如何组成、又是如何与现实相对应的问题,而只用了一句“所赖者五十”,就把象数学的种种歧出一语带过.而对于“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这个问题,他也没有在五十和四十九的算术关系上费心思,只是承认并接受了这个结论,然后把“不用之一”理解为“无”,把“其用四十有九”理解为“有”,开创了以“有”“无”关系来看待大衍之数的新思路.王弼深受老子影响,强调“无”也就是“道”的本体性,以无为本,以寡御多,执一而统众是他思想的特点,所以他能够比较巧妙地处理“一”和“四十有九”的关系.同时,王弼讲究“体用一如”,也从“体用”关系上对“大衍之数”进行解释.在王弼看来,“不用之一”是为“体”,然而此“体”并非物外另立之“他物”,而是一个“非数”,就是没有实际形态的实在,故不可以实际求；而“其用四十有九”,则为“数之极也”,这个数却是依体而起,为体之显用.从数之性分观之,从一到四十九,各数皆为实有；而从“一”体观之,则都为“体”之“用”,为发施,为显扬,并非独立自存的实体.王弼将这些思想贯彻到对《周易》的解释中,就形成了注重义理剥落象数的易的形上学.所以汤用彤先生说：“其扫尽宇宙构成之旧说,而纯用体用一如之新论者,固不得不首称王弼也.”⑤
总结:本文是一篇关于现象学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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