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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京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被视作和北京地域文学紧密相关的概念,事实上,“京派”和北京的关系十分复杂,“京派”源于北京,深受北京影响,有着十分明显的北京文化气质；然而,就文学流派的形成和文化意义而言,“京派”又超越了一时一地的限制,成为内涵丰富、特征独异的文学和文化流派.因此,跳出北京看“京派”,对于进一步深入理解“京派”的价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京派；北京；文学；文化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4）02-0041-05
“京派”是一个有着多重内涵的复杂概念,从20世纪30年代直到今天,对于究竟如何看待京派,争议从未停止.然而,不管争议如何,京派始终叫做“京”派,它和北京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怎样认识京派,怎样认识京派和北京的关系,围绕京派产生的所有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理解,那就是京派和“京”的距离远近,关系亲疏.京派固然产生于北京,但由于多种因素共同催生,即使只是作为文学流派,它也早已超越一时一地的局限,注意到这一事实,才能使我们在审视京派时,将目光远离北京,跳出北京,甚至跳出文学,抛开京派和“京”的纠结.在更开阔的空间中,京派的特点和本质或许能得到更加清晰的呈现.
一、“北京”之外
“京”是研究京派的一个首要维度,但是地域不是决定文学性质的全部元素,文学虽然深受地域文化影响,但它在本质上是超越于地域文化的,文学的本质是人,这个“人”不仅是具体一时一地的,即不仅是地域的,又是人类的、文化的.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重审京派,就可以从容跳出“京”的束缚,跳出北京,纵观京派,就可以看到,在京派的发展源流和主体构成中都存在着大量的非“京”因素.当然,作为文学流派的“京派”,其出现、发展的确和地域问题相关,但在之后的研究中,这种地域特性被有意无意地放大甚至误读,终于导致了今天京派研究模式中的不平衡现象.
1933年10月18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由此引发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京派”、“海派”之争.此后,沈从文又发表了《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论穆时英》、《论中国创作小说》、《论“海派”》、《关于海派》等一系列文章,并因此成为引发京海之争、开启京派文学研究的关键人物.普遍的看法是,沈从文有关京海之辨的这些文章,尤其是《论海派》,非常明确地强调了“京派”、“海派”文学的地域性因素,并且主要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对这两个派别进行了分析和判别.严格说来,这种看法是对沈从文文章的一种误读,误读的直接后果则是造成了京派文学在长时期内都被局限在“京”的范围内加以理解和阐释.
在《论海派》中,沈从文如此界定和“京派”对立的“海派”：“‘名士才情’和‘ 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在一般人却模模糊糊的.且试为引申之：‘投机取巧’,‘ 见风转舵’,如旧礼拜六派一位某先生,到近来也谈哲学史,也说要左倾,这就是所谓海派.”[1]（54）在《关于海派》中,沈从文进一步指出,这样的“海派”是由“‘装模作样的名士才情’和‘不正当的商业竞卖’两种势力相结合”构成的商业化的文学,“当提及这样一群作家时,是包含了南方和北方两地而言的”[2]（59）,也就是说,凡是具备沈从文所谓的“海派”文学特征的人物和习气,都可归入“海派”这一名称之下.在《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中,沈从文则指出,张资平因为“懂大众”,把握“大众”,且知道“大众要什么”,就按照大众的需要,造了一个“卑下的低级的趣味标准”[3]（190）.由这些文章可见,沈从文批评的“海派”主要指文学创作的商业化、庸俗化倾向,和地域意义上的“海派”有所不同.沈从文笔下的“海派”并不限于某一文学流派,更不限于某一特定地域,而是对文坛上一种极其恶劣的风气的概括.这种风气更主要的是指文学创作上的庸俗倾向,作家对大众趣味的曲意迎合,文学对政治的俯就和附庸,由于这样一些庸俗倾向的存在,便形成了沈从文深恶痛绝的“海派”文风,沈从文所批评的“海派”是作为文风的“海派”,并不确指哪一个流派或哪一个地域的作家.
在沈从文等一系列作家、理论家参和的这场“京海论争”中,“京派”和“海派”开始成为具体的文学概念,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和重视,重要的文章还有鲁迅的《“京派”和“海派”》《“京派”和“海派”》,曹聚仁的《京派和海派》,师陀的《“京派”和“海派”》,杨晦的《京派和海派》,苏汶的《文人在上海》,姚雪垠的《京派和魔道》等.在这些文章中,“京派”和“海派”经常被并列对举,区域性文化在文学上的反映被强烈地凸显出来,京派和海派在相互的对比论析中彰显各自的特点和色彩.20世纪30年代关于京派、海派的探讨对此后的相关研究影响极大,尤其是这种争论之中对地域性问题的放大和重视.可以说,对沈从文文章的“误读”一直没有得到更正,“误读”被有意无意地持续了下去,地域性因素在这样的“误读”中被持续放大,它成为了有关京派命名、界定等研究的主要切入视角.
对一系列有关“京派”、“海派”重要文章观点的误解,使作为文学概念的“京派”几乎完全成为了地域意义上的“京”派.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地域文化研究兴起,京派更成为地域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总是被定位在一个坐标上加以探讨,而这个坐标只有一个维度,那就是“京”.可是,只要对京派的主体构成,京派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作家作品稍有了解,人们就会发现,“京派”的主体构成部分恰恰以“非京”因素居多,京派代表性作家作品中绝大多数都和“北京”无直接地缘关系,具有经典意义的京派作家几乎都是“外乡人”.人们所熟知的,“京派”的诗人、散文家、小说家、剧作家以及批评家的主要代表冯至、废名、陈梦家、林徽因、孙大雨、孙毓棠、林庚、曹葆华、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萧乾、沈从文、凌叔华、芦焚、朱光潜、梁宗岱、李长之等,乃至被许多学者推为“京派”首要代表的周作人,几乎都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京派文学的众多经典作品,如沈从文的《边城》、废名的《竹林的故事》、萧乾的《梦之谷》等,可以说绝无半点京味.和这种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生于北京,在创作上始终痴迷、钟情于北京的作家老舍,却并不被看作是京派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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