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1935年、汪精卫争取德国调停中日冲突的目的辨析是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汪精卫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汪精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摘 要]1935年,、汪精卫争取德国对中日冲突的调停,不是企图投靠德、日的反共卖国阴谋,也未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的真实目的是希望通过德国的调停拖住日本,制止日本进一步扩大华北事变,以免中日发生全面战争,双方“同归于尽”.此外,也想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赢得准备时间.此时,正准备联苏抗日,不可能与日本建立反苏阵线.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发生某些重大变化,从妥协退让转向决心抵抗,决定终止德国的调停.
[关键词]；汪精卫；德国；苏联；中日冲突
[中图分类号〕K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6）03-0088-06
1935年10月,、汪精卫争取德国对中日冲突的调停.关于此事件的过程,王益：《一九三五年德国对“调解”中日关系的态度》（《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5期）作了描述,但该文认为“、汪精卫企图投靠德、日的反共卖国阴谋虽未实现,但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政权为消灭中国、保住自己的统治,不惜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反动本质”.事件的真相果真如此吗?
一、 、汪精卫要求德国调停
1935年9月,德国人贝德（Paul E.Beede）在私人信件中说 ,汪精卫和已一致同意寻求对日和解.满州问题暂悬不决,中国愿与日本一致反对苏联,并希望“德国加入此联合”. 此项提议不拟经正常外交管道向德国提出,而拟以克里拜（Hermann Kriebel, 希特勒亲信,德国驻上领事、原德国驻华第二任军事总顾问）和纳粹党为中介.在可能的情况下,中国方面考虑聘请德国经济顾问,贝德认为这对德国会造成进一步的结果：“届时对日本和满州的商务关系将不再遇到麻烦.”无从得知贝德的身份和其如何获得这些情报的,但贝德的信件透露以下几层意思：1、汪、蒋一致同意对日和解；2、中国政府暂时搁置东北问题；3、中国愿意与日本共同反苏,希望德国加入；4、中国方面考虑聘请德国经济顾问.10月中旬,、汪精卫经过3天时间的讨论,草拟了一份备忘录.内容为：（1）中日妥协的可能性.（2）中、德、日在经济和反共领域合作的可能性.（3）为着手三国间的合作,德国是否愿意担任中介人?同日本关系较好的原德国驻日大使佐尔夫（Wilhelm Solf）可在中日间调停.（4）中国欢迎德国方面采取这一行动.德方的档案说,该备忘录系菲尔霍尔策（Edmund Fürholzer,德国海外贸易公司驻上海代表）、汪精卫和经3天商议后就中日和解和建立反苏阵线问题达成的协议.①
、汪精卫何以此时要求德国调停中日冲突?他们真的希望中日实现和解和建立反苏阵线吗?他们企图投靠德、日,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吗?
1933年《中日塘沽协定》签署后,日本使出软硬两手策略：侵华日军按照预定的军事行动计划在华北大肆扩张侵略势力,而日本外务省积极策划利用外交手段征服中国的阴谋.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中日塘沽协定》签定后,日军直接军事进攻的势头减缓,企图对日实现妥协,因此积极推进“中日协调外交”,以便集中力量“围剿”工农红军.1933年7月 23日,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华北军队除一部分留驻外,其余全部南调,向江西集中.其时,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在华拥有利益的列强自顾不暇,无力与日本在中国互争短长,南京国民政府只有依靠自己与日本周旋.而1934年美国的白银政策给中国财政金融造成致严重打击,日本外交家们摆出的对华友好姿态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的亲日派中引起了反应,他们主张缓和对日紧张关系,幻想依靠日本给予援助摆脱困境.南京国民政府内的亲日势力逐渐上升.1933年8月,主张对日取强硬的外交部长罗文干和次长刘崇杰被免职,由汪精卫自兼外交部长,亲日派唐有壬任外交次长.10月28日,英美派首领宋子文宣布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职务,其“联合英美,抵御日本”主张不受蒋、汪欢迎.
受到亲日派影响的打算寻求对日和解.为表示对日本的“诚意”,1934 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达成华北与伪“满洲国”通车协议,7月正式通车.同时,南京政府在榆关设立税关,在长城各口设置5个税卡.这就等于默认了“满洲国”. 7 月3 日,公布实行新的海关税率,对主要从日本进口的各种商品给予优惠,日本称之为“亲日税率”.1934年秋,由口授,陈布雷执笔,写成《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篇长文,用徐道邻的名字,在《外交评论》第三卷第十一、十二期（1934年12月）发表.在此文章中,称：“一般有‘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中日两国合则两利,敌则两败.”他向日本表白,国民党在1927年以后已“明白放弃容共政策”,“没有使日本害怕的理由”.日本“以为非打倒中国国民党,则中日问题无法解决,日本不能安枕”,这是“根本的错误”.“打开中日僵局的主动,当然在日本.但等只要日本有诚意谋解决,中国只须要求放弃土地侵略,归还东北四省；其他方式不必拘泥.过去悬案,应以诚意谋互利之解决,一扫国交上的障碍,人民应洞明大义,不作苛求,当局应忍辱负重,掬示忠诚.”徐道邻.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J].外交评论.第3卷第11、12期合刊.这表明,一面力求对日妥协,一面又希望日本当局理解国民党政府的苦衷,不要逼迫太甚.
日本政府积极响应的改善中日关系的呼声.1935年1月22日,外相广田弘毅在议会发表外交政策演说,表示要实现“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的新的对华方针.日本政府要和国民政府派高级官员互访,以“调和感情”和“增进邦交”.25日,广田又公开表示在本人担任外相内不会发生战争,并派遣驻华公使有吉明和武官铃木美通中将赴南京活动,摆出了对华“亲善”的姿态.
中国方面随后跟进.1 月29 日,接见铃木美通.30 日,又接见有吉明.汪精卫也于1 月29日与有吉明进行会谈.在谈话中,蒋汪表示中日应该亲善.2月14日,蒋在庐山向日本记者发表谈话,再次阐述中日提携的必要性和对广田演说抱有厚望.2月20日,汪精卫以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身份在政治会议上就广田演说发表谈话,指出：“中日两国间的关系既有过去如此悠长的历史,现今所发生的纠纷,终归是可以用双方的诚意来解决的”,广田演说和我们素来的主张精神“大致吻合”,“中日两国间既有如此的共鸣,加以相互的努力,中日关系从此可以得到改善的机会,而复归于常轨”.正风.第1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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