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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方理性主义背景和支配类型学是韦伯分析官僚制的两个视角.官僚制合理性和合法性表现为：形式主义、技术,效率、以专业知识为基础及依赖专家统治三个方面.官僚制困境在根本上体现为理性化和自由的“二律背反”.韦伯和马克思在官僚制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极其明显,具体表现为：一是经济异化和技术异化的关系；二是阶级结构和官僚专门化的关系.
关键词：官僚制；韦伯；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１６８（２０11）０6－0035－06
官僚制（又称为科层制）的术语起源于法国哲学家德•格里姆写的一封信中［1］（p.1）.莫斯卡、米歇尔斯等人曾经研究过官僚制,但真正使官僚制成为学术上争论焦点的人是马克斯•韦伯.
一、分析官僚制的两个视角
韦伯首先立足于西方独特理性主义来审视理性官僚制,并通过西方现代官僚制和中国传统官僚制的比较来加以说明.韦伯认为中国官僚制是建立在儒教式的、适应现世的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儒家理性主义强调对传统的恭顺和对统治者的个人忠孝义务.儒家式的官僚制支配“本质上并非奠基于官员对某一即事化、非人格性之‘目的’的认同,亦非奠基于对抽象规范的服从,而是基于一种严格的、个人性的恭顺（pietat）关系”［2］（p.90）.传统官僚制依靠人格性的权威和传统的威严.在选拔官员之时,考察的不是其特殊专门知识和技术技能,而是他的文化教养和伦理道德修养,判定他“是否是一个君子,而不在判定他是否具有专家的资格”［2］（p.162）.中国官僚制依赖的是“君子”统治,而非专家管理.韦伯还指出,虽然传统官僚制和现代官僚制一样都是命令,服从模式,但方式、标准是截然相反的：前者强调个人忠孝义务、人格的,特殊主义标准；后者强调事实上的官职义务、非人格的,普遍主义标准.对于韦伯而言,传统官僚制和现代官僚制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拥有：“对最广范围之形式理性化上所具备的能力.”［3］（p.87）“一种囿于传统之神圣性的理性主义导引了管理行为的实质理性化.”［3］（p.79）中国传统官僚制就是囿于传统之家产官僚制,奠基于“实质理性”；而现代官僚制在去除传统魅力的基础上,奠基于“形式理性”.只有从形式理性看,传统官僚制才是非理性的,现代官僚制的根本特性才能呈现出来.现代官僚制是建立在现代“祛魅”——朝向形式理性的合理化——的前提之上的,并且也成为“祛魅”的一个构成部分.只有当国家丧失了传统的伦理内涵,不再以价值实体而存在,变成了形式理性系统的时候,理性官僚制统治才成为可能.“只有排除了一切实体性国家,等而也只有到这个时候,韦伯提出的合法的、理性统治之下的最纯粹的官僚制组织才能够成立.”［4］（pp.25,26）
总之,现代官僚制是建立在西方理性主义——形式理性——根基上的,它的出现是以现代社会的理性化为前提的.官僚制奠基于“可计算性”,在“存在本质”上的文化阐释是：专家取代了君子.
虽然西方理性主义是分析官僚制的宏观背景,但韦伯主要还是在支配（统治）类型学架构中来深入阐述的.支配结构是人类共同体行为的重要环节.韦伯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支配类型：“基于利害状况（具体而言：基于独占地位）的支配,和基于权威（命令权力和服从义务）的支配”［2］（p.4）.前者的服从动机是基于物质利益和纯粹理性的利益计算（当然还有习惯性服从）,后者的服从动机包含着最起码的自愿服从之成分.韦伯的“支配社会学”是在后者意义上使用支配概念的.任何支配都诉诸于合法性原则进行自我辩护,这些原则包括三种：服从于合理的规则、制度和秩序；奠基在传统的神圣性上；归依于卡里斯玛信仰.根据合法性原则,支配类型可以划分为法理型、传统型和卡里斯玛型.当然这三种类型只是理想类型,并不以纯粹的形式存在于现实中.理性官僚制就是法理型支配最纯粹、最有效的一种.韦伯概括了现代官僚制所具有的一些原则：（1）各部门有依据法律或行政章程等规则而来的明确的权限；（2）官职层级制和审级制；（3）职务运作以原本草案形式保留下来的文书档案,以及由幕僚或书记所组成的部门为基础；（4）职务活动以彻底的专业训练为前提；（5）全职而非兼职；（6）业务执行遵照一般规则,并且规则知识是可以学习的［2］（pp.22,24）.
官僚化发展趋势、现代官僚制度的建立是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韦伯在《支配社会学》中列举了以下因素：（1）货币经济的发展；（2）行政事务之量的扩展；（3）行政事务之质的变化；（4）官僚制组织的技术优越性；（5）行政手段的集中；（6）社会差异的齐平化.在韦伯论述中,现代官僚制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剥夺”过程：韦伯将马克思的“生产工具”概念替换成了“管理工具”［5］（p.264）.韦伯把马克思的剥夺工人的生产工具从直接的经济领域延伸到组织管理和国家政治领域.官僚制的形成伴随着官僚和其行政管理工具所有权的分离.韦伯说：“研究者和教员遂和其‘生产工具’分离,就像资本主义经营里,劳动者和其生产工具分离一样.”［2］（p.58）由此,正像经济生产领域生产工具集中到资本家手中一样,“官僚制结构的发展,通常是随着物质经营手段之集中于支配者手中而进行的”［2］（p.54）.
二、官僚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一)形式主义
官僚制管理形式上拥有清晰分明的结构.形式的、抽象的、普遍的规则是官僚制管理独特的方法.管理者所具有的行政管理权力不是来自于个体的天赋或身份特权,而是抽象的权力,是抽象规则体系所给予的行事权力.此外,官僚制的形式主义还突出地表现为一种独特的风格：“非人格化”.官僚制的官员致力于一种非人格化和功能性的目标,因此他们以一种没有爱恨情仇的、形式化的非人格化方式办事,其行为排除了一切纯粹个人的情感因素.个人的特性反而成为“错误的根源”（卢卡奇语）.“官僚制发展愈是完美,就愈‘非人性化’,换言之,亦即更成功地从职务处理中排除爱、憎等等一切纯个人的感情因素,以及无法计算的、非理性的感情因素.”［2］（p.47）在历史的进程中,形式化、非人格化首先意味着社会的进步,它带来了身份的平等化.官僚制“不问对象为谁”,每一个人都获得了形式上的平等对待.形式理性的官僚制消除了含有私人利益考虑、各种情感因素的有失偏颇的支配和管理.“形式化的、不受私人因素影响（Unpersonlichkeit）的精神取得主导地位：所谓的Sine Ira Et Studio,即无恨亦无爱.因此也没有‘感情’或‘狂热’.和私人考虑无关的直率责任观成为主导的规范.”［6］（p.321）
(二)技术,效率
根据形式理性,官僚制可能是组织之最理性、最理想的类型.之所以如此,全然在于官僚制作为一种行政管理体制所具有“技术优越性”.官僚制具有诸如准确性、连续性、纪律性、严整性、可靠性以及可预测性等特征,使得它在技术,效率上是最令人满意的.官僚制就是一个建立在可计算性基础上的高效运转的机械装置.韦伯对此种装置曾进行过夸张的比喻：“法官最好就像个自动机器,从上面投入案件资料和费用,它就会从下面吐出判决、并机械式地从法条读出判决理由.”［2］（p.52）因此,“纯粹官僚型的行政组织——即一元化领导的官僚制——由纯粹技术的观点来看,可能会获得最高的效率.就此意义而言,它乃是对人类行使支配的已知方式中,最为理性者.在明确性、稳定性、纪律的严格性及可赖性诸方面,它都比其他形式的组织优越［6］（pp.317,318）.”
总结:本论文主要论述了韦伯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参考文献：
1、 韦伯理论现代性概述 摘 要：马克斯 韦伯认为，欧洲的近代发展，它的这条独特道路与文明是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是解神秘化（祛魅、理性化或合理化）的过程。被韦伯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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