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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琉璃厂应该算是“中国书店”的大本营,十几年前我和他们的总经理沈望舒先生却是十分熟悉.现在琉璃厂西街里面有古籍书店,把口向北,南新华街路东也有家中国书店,因为兴趣所致,每当看到旧书还是会下手淘两本,自认为是沙里淘金.这两家店的旧书都不便宜,为了在心理上获得平衡感,便从中午下馆子的百十元预算里抠,虎坊桥胡同里的兰州牛肉面20元就能解决,剩下的时间和碎银子就消耗在了书店.我选书爱看书价,书好价低便会毫不犹豫地拿下,但什么时候读却没想过;书价极高的,就回想自己是不是有同类的书籍,立马觉得存货在“升值”,这样一来,即便逛到中午只喝凉水也高兴.
新街口附近的中国书店,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光顾.当时我在北师大中文系读书,兜里没钱,看得到却买不起,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先解决温饱问题.不过以当时的普通饭菜和书价比,书是挺贵重的东西.若从同学那里借到一本好书,心里甚是高兴,可必须挑灯夜读,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人等着借阅呢.因此,每当见了同时期出的书,便有几分偏爱.新街口这家旧书店,现在时不时会有10元3本的促销,通过眼力和心情,也能得到一些不错的.有的书类别比较集中,猜测可能是从大学里哪个教授家出来的,联想到自己藏的书以后可能也就是这个出路,更糟糕的出路应该是造纸厂的纸浆车间,因此不免生出几分绝望.
近日,北京市印发《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实施意见》,在优化行政审批、完善财政金融扶持、促进创新发展等方面作出一系列政策安排,并明确提出到2020年北京将打造200家特色书店.有评论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文化消费的多元、经营成本的上涨,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实体书店发展确实面临不小挑战.统计显示,2005年-2013年为止,国有书店共减少1944家,民营书店共减少3801家.书报刊媒体产业链的萎缩,出版内容质量存在大量的华而不实,确实让人挺无奈.再说一组我以前收集的数据,2005年全国共有国有书店网点11897处,供销社网点3200处,集个体零售网点108130处,而到了2009年,国有书店网点减少为9953处,供销社网点减少为1636处,集个体零售网点减少为104269处,三类网点4年就分别下降了16.34%、48.88%和3.57%.这组数据有特点,一个是比较详细,知道以前书店有国有的、供销社的、集体的、个体的;二是能感觉到,集体个体小书店曾经是城乡一道不可或缺的文化“风景线”.
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中小书店又是如何扶持的呢?据说法国政府长期免征书店所得税,加拿大政府为独立书店购置电脑设备支付一半费用,德国政府不仅免征书店的所得税;还在增值税上给予优惠;日本和韩国政府制定图书最低折扣,以保护实体书店与网络书店处于平等的竞争舞台.
北京的旧书肆,有“二寺一厂”,即隆福寺、报国寺、琉璃厂;还有“东西二场”,即东安市场和西单商场.其中东安书肆始兴于20世纪20年代,在1912年和1920年的两次大火之后,由東安市场商民公益联合会与市政公所共同规划,东安市场各门店前原有的四尺走廊被取消,路中设摊,两边各留“火道”,既利于防火又便于顾客活动.市场西街的几十家书摊连成一个书廊,书店多集中在丹桂商场、桂铭商场、中华商场和畅观楼,书摊多集中在西夹道的二道街和南花园,店店相接摊摊相连,古书、新书、外文书、教科书、报刊杂志、字帖唱本无所不包.其中成立较早并名声在外的店铺有“瑞文斋”“多文斋”“中源书局”“新智书局”等.从1935年到“七七”事变,又有数十家书店书摊陆续开业,即使在日伪统治时期也有二三十家书铺艰难维持.新中国建立,在经历了公私合营的短暂红火之后,古旧书籍买卖在“”期间遭到浩劫.1969年东风市场新建后,保留下来的古旧书店蜗居西门一隅,只经营外文书和解放后出版的旧书.由于东安市场邻近东交民巷,所以过去多有出售外文原版书的,如以经营欧版书为特色的“中原书店”,以经营日本书为特色的“春明书店”.藏书家谢其章认为,在一段时间内,这里是了解和译介国外出版物的一个中转站.
作家姜得明1951年进入人民日报工作,单位地点毗邻东安市场,几乎每天中午吃完饭就到书市里踅摸新书,所说的“新书”,在东安市场更多是指从各处收来的旧书.在早年间淘旧书的人眼中,等级高的集中在两个地方,一是琉璃厂,二是隆福寺,主要卖的是线装书.中级的就是东安市场、西单商场这两个地方.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回忆：“20世纪50年代我在北大的时候,先坐332路到动物园,然后换103或110路到东单市场下,有的时候我和同学也会骑自行车去.我并不是一个藏书家,只是看到自己喜欢的书就买下来,这就是淘书的乐趣.人厌我爱,逛冷摊、摊尾,经常有惊喜.解放前我就开始收集上海万象书局印的现代作家自选集,我看中它们是因为它们是自选集,20个作家20本,每本大约20万字左右,大多都是作家自己选的.只有鲁迅的那本我表示怀疑,鲁迅是1936年去世的,不知道是不是鲁迅自己选的,但至少是同时代的人选的.这些选集真实地表达了作家对自己作品的认知,每一本都凸显了作家的个性,例如丁玲就选了《莎菲女士的日记》.当代人在评价新文学的过程中,常有矫枉过正的倾向.我们这一代人离“五四”近一些,我觉得接受了新文学比较纯正的营养.当年这一套书,我缺的是沈从文的那一本,结果就在东安市场找到了,非常开心,我想我从南到北找了这么多年,终于找齐全了,当时的书店老板也很懂书,态度也好.后来我从干校回来去买书,我记得很多书摆在一起,巴金、茅盾、郭沫若等,老舍的书摆在一边,我想买又不敢买,怕被别人抓住,就像历险一样.”
说到报国寺,2015年3月31日存在了17年的报国寺地摊没有了,想在地摊上淘书刊只能就近去潘家园.千年古刹报国寺始建于辽,明代成化年间扩建后更名为“大慈仁寺”,民间仍称之为“报国寺”;清乾隆年间重修后,改称“大报国慈仁寺”.随着清初满汉分居政策的实行,北京书市迁入报国寺内,这里也一度成为京城文人士子的汇聚之地.康熙十八年（1679）北京大地震后,报国寺逐渐衰落,其书市开始向琉璃厂迁移,并最终为后者取代.1997年建立的报国寺文化市场,专门设有书报刊交易区,其中连环画交易一度成为其经营特色.其他书刊的来源很杂,有因单位图书室撤销图书被处理的,有老家儿的藏书被儿女当废品卖了,也有从别的市场贩卖过来的.报国寺和潘家园,这两个在北京名气规模都比较大的市场,本来是各有长处且相互补充.相对于潘家园来说,曾经红红火火的报国寺,在地理位置上有自己的优势,地处旧南城西部,从功能上说这里缺少文化市场,报国寺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缺.有人总结了它当时的一大特点——市场是在古建筑群中建立形成的,出于文物保护的考虑,是以地摊为主,因此这里的旧书刊就有了低廉的优势,受到囊中羞涩的文化人的偏爱.潘家园的特点是场地、店铺比较大,可容纳几万人,有很多外国游客慕名而来,说不好就冒出一个大买家.
再说两个北京淘书的好地方.一是西南物流,系对丰台地区西南片物流运营地的统称,它由很多分散点组成,其中不少是分布在村庄的院子,那里有很多库房都堆满了特价书,便宜到1折,比更重要的还是品相,据说有不少十几年前积累下来的老书;二是王四营图书批发市场,从地铁四惠站出来,坐455路到南花园东口,过了马路就到了,三个厅,每个都有足球场那么大.书很多很杂也很便宜,以特价书为主,新书、旧书都有,多在1到3折.想想这些图书市场可能会在不久后消亡,便又生出几分悲哀.
有人说,藏书家就是必须戴上白手套才去翻书的家伙,且只看末页——版权页.这自然是一种刻薄的说法,也非混迹于此的读书人的初心.如果说藏书只为稻粱谋,那应该是很务实的银钱之事,可惜是少了点痴性,即对书籍孜孜以求的热爱.美国作家尼古拉斯·A·巴斯贝恩写了一本书,记录了一群有点怪癖的爱书人.书名起为《Among The Gently Mad》,汉译“疯雅书中事”,疯与雅并置,倒也很妙.藏书为一雅事,但没一点疯魔的劲头和热情,也难以达到一个相当的境界.说藏书人的心态,比如对于如何才能成为藏书的行家,巴斯贝恩引述一位书友的话：“你必须和书同床共枕,和书生活在一起.你必须摆弄书,不要怕和它们有亲密接触.”看来这方面中西并无不同.
（编辑·刘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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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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