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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马英九执政时期：“拨乱反正”和“课纲微调”
2008年第二次政党轮替后,台湾政治上的“ ”倾向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在文化教育领域,马英九当局并未立即推动相应的“去 化”工作.直到其第一任期即将结束,在前“行政院长”郝柏村及部分“统派”团体的呼吁之下,当局才逐渐对教育所涉及的认同问题加以重视,开始进行相应的“拨乱反正”工作,其中影响最大的事件,就是2013年对《普通高级中学课程纲要》进行的修订调整,即“课纲微调”事件.
台湾的高中课纲在历史上进行过多次修订（见表4）,在“88课纲”“95暂纲”、“98课纲”的历次修订中,涉及“中国认同”的元素在语文、历史、地理、社会、公民等科目中逐渐减少,体现“台湾主体性”的内容安排、措辞用语等逐渐增多,甚至出现了部分涉嫌“一边一国”的表述.出于“拨乱反正”的需要,马英九当局于2009年、2013年两次对部分科目的课纲进行了修订,分别形成了“101课纲”和“104课纲”,因种种原因,第一次修订较少涉及争议性的问题,只有第二次修订的改动较为明显.新课纲的修订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强调“台湾”和“中国”的关系,部分内容从“台湾史观”回归“中国史观”,如将“郑氏政权的对外关系以及和清朝交涉的始末”调整为“明郑的对外关系以及覆灭的经过”；徐亦鹏：《台湾反课纲运动：到底在反什么》,载《世界知识》,2015年第17期,第54页.其二是强化“中华文化”在教育中的地位,如在“国文”课程中提高文言文的比例,在“公民和社会”科目中提高中华传统文化相关内容的比例；维基百科：《台湾高中课程纲要微调案》,资料来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臺灣高中課程綱要微調案.其三是修正部分和统治者相关的表述,如将“日本统治时期”改为“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不再以“政经分离”的方式评价国民党政府在台湾的功过,所谓“政经分离”,意指在表述时刻意强调国民党政府治台期间的残暴和“白色恐怖”,但在描绘台湾经济发展时淡化国民党政府主导政经改革的事实,将“国府”定位为“最坏的外来政权”.参见谢大宁：《台湾历史课纲所牵涉的认同问题及其发展》,载《台湾研究》,2015年第4期,第6页.等等.总体说来,此次修订在认同倾向上较偏向于“中国认同”,是对“ 化”教育政策的纠正,但在修改幅度上远小于李登辉、 时代的历次修订.由于内容和程序上的争议,此次修订引发了台湾蓝绿阵营的交锋和社会的强烈反响,最终酿成了2015年5月由台湾多所高中的学生发起的“反高中课纲微调运动”.“反课纲”运动结束后,台“教育部”宣布三项处理原则,即“新旧教科书并行,尊重教师专业自主选书权”“新旧教科书有争议的部分,不列入大学入学考试命题”“即刻启动课纲检讨程序,同步推动大家一起写教材计划”Yahoo奇摩新闻：《课纲微调吵什么?看完就搞懂》,资料来源：https：//tw.news.yahoo.com/課綱微調吵什麼?看完就搞懂-060206824.html..在此情況下,多数县市选择继续沿用旧课纲或新旧课纲并行,仅南投县单独使用新的微调课纲.维基百科：《反高中课纲微调运动》,资料来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反高中課綱微調運動.总体而言,在“反课纲”运动等事件的影响下,马英九执政期间对教育领域中认同倾向的“拨乱反正”并没有取得实质意义上的成功.
二、台湾教育政策对民众“国家认同”的影响
台湾的教育政策演变,尤其是李登辉、 时期的“台湾主体性”和“去中国化”教育,对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变迁产生了深刻影响.鉴于现代民族国家语境中的“国家认同”主要包含对“民族”（组成国家的民族或族群）和“政治”（国家的政治权威、政治制度等）两种意义上的“国家”的认同,以下将从“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两个方面探讨台湾教育政策演变对民众“国家认同”的影响.
（一）对民众“民族认同”的影响
“民族认同”是指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起源、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的接纳、认可、赞成和支持,并由此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民族依附感、归属感和忠诚感.”马惠兰、陈茂荣：《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一体化路径选择》,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8页.“国家认同”意义上的民族认同主要指向于组成某一主权民族国家的“民族”,其在本质上是一种“国族认同”.在台湾教育政策的影响下,民众的“民族认同”倾向逐渐呈现出以下转变趋势：
1.身份认同的“本土化”
台湾和大陆具有共同的血缘、语言和历史文化,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身份,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然而,受制于特殊的历史和社会环境,台湾教育中的中华民族认同却长期处于被压抑、歪曲的状态之下.日据时期的“皇民化教育”将民众的身份认同刻意导向忠诚于日本的“皇国民”,试图通过“本国”语言和知识教育、“皇民”文化和思想教育操控、改造台湾民众的民族意识；“两蒋”时期的教育政策虽然恢复了“中华民族本位”,但其过度的“威权”和“党化”色彩、过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书写却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台湾民众真实的认同需要,歪曲了民族身份认同的真实意涵,“沉迷在虚幻的大中国迷思中”张宝蓉：《台湾青年文化认同的建构和困境——基于学校教育的视角》,载《台湾研究》,2015第4期,第20页.,随即为“解严”后逐渐凸显的“台湾主体性”所解构.随着李登辉、 时代“去中国化”教育的大行其道,台湾教育中的中华民族认同逐渐为“本土认同”所超越,在“同心圆”教育观和本土教育模式的影响之下,民众的身份认同,尤其是直接受学校教育影响的青少年群体的身份认同,呈现出日渐明显的“本土化”倾向.近期台湾的一项民调显示,被调查的台湾青年（19-29岁）中仅有27.78%的人认同“原住民以外,大多数台湾人民来自中国大陆,是炎黄子孙,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这一表述,而有66.67%的人认同“虽然很多台湾人早先是来自中国的移民,但一两百年来已经发展出独立的血统和文化,是台湾民族,不是中华民族”；中年人（30-59岁）认同两种表述的比例则分别为58.11%和37.84%.张亚中：《和平发展期的两岸治权关系：1+1等于3》,资料来源：http：//hk.crntt.com/doc/1035/4/9/0/103549063.html?coluid等于33&kindid等于4372&docid等于103549063&mdate等于1229115814.相较于其他年龄群体,当代台湾青少年日渐高涨的“本土意识”和其所表现出的对中华民族身份的日渐疏离,无疑和其长期接受的“台湾主体性”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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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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