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生产机制和现实诉求是关于文学创作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什么是文学创作的对象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内容提要：“骏马奖”是国家级的少数民族文学奖.它的设立是新时期以来国家文学体制和政治制度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行机制具有明显的官方化色彩,最终诉求在于示范激励作用.
关键词：骏马奖 宏观性 官方化 示范激励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自第五届后亦名“骏马奖”）属于1978年文学评奖体系之一,在少数民族文学界具有最高的文学权威.由于它是专门针对少数民族作家而设立的文学奖项,在一定程度上表述了对社会主义文学规范的重新阐释和建构,更和新时期的民族政策和制度发生了重要的关系.其运行机制和现实诉求都表现出明显的官方化特点和主流引导性.
宏观性的设奖背景
新时期以来,主流文学不再是一种简单而直接的政治宣传/干预工具.我国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出现了新的调整,文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得到了新的阐释,这意味着全新的现代性社会文化设计的启动.
和此同时,作为文化领导权体系的文学评奖制度也逐步浮出地表并日趋完善.1978年之前,全国性的文学艺术类的奖项仅有全国儿童文艺创作评奖（1954年由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举办）和“百花奖”（1962年由《大众电影》编辑部设立）,而新时期以后,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为先导,设立的文学奖项主要有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选、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全国优秀散文（集）奖、全国优秀杂文（集）奖、茅盾文学奖、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评选、全国优秀新诗（诗集）评选、全国优秀剧本评选、全国优秀儿童文学评选、全国民间文学评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全国优秀理论评论奖以及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等,几乎每一类文学体裁都有了和之相对应的全国性文学奖项,这些文学评奖是以“大有利于推动创作繁荣,大有利于扶持文学新人,大有利于活跃文学全局,也大有利于文学评论的生动开展”为存在依据的.毫无疑问,从这些文学奖项的设立背景来看,这些文学评奖无疑是纳入到新时期的文学制度的改造和重建的话语框架和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体系之中的.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即“骏马奖”的设立,就是置身在新时期以来这一宏大的文学体制重建的话语空间之中的：其一,之前打击整肃等否定性的文学批评被认真反思,文学评奖制度初步建立,其目的显然在于凭借文学规范体制的力量,以鼓励、激励和奖励的肯定性机制来取代之前的惩罚机制,依靠肯定、尊重和鼓励的方式来实现文学的健康态势；其二,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通过反复认真的讨论,社会各界对我国文学自古以来就具有多民族性、我国当代文学是多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学以及发展少数民族文学对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等问题,达成了相对一致的认识,促进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成为新时期文艺工作中重要的内容；其三,当时少数民族文学界的发展现状不容乐观,许多少数民族作家仍然因“ ”中的遭遇心有余悸无心创作,甚至有相当的作家作品还带着“民族分裂分子”、“毒草”等政治帽子,所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仍然一片沉寂,迟迟未见转机.基于此, 和地方各级单位和机构为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如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的召开、全国性和地方性少数民族文学期刊的创办、少数民族文学评奖和少数民族作家学习参观活动的开展等等,都对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㈤.正如有论者所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政府倡导的结果,是国家权力对于一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整合的结果.新中国通过政治、法律、制度的整合实现了文化的整合.在文学事业上,少数民族文学受到各级政府的扶持和引导”.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设立更使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发展状况得到了媒体、研究者和读者的广泛关注,同时为中国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经典化进行了择优化备案.该奖项设立的初衷在于“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调动起少数民族作家空前的创作热情和时代 ”,实际上是一种文艺政策的民族化表现,其主要作用在于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的领导,是将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纳入到主流话语空间的一种运行机制.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选对象仅限于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是少数民族作家的专有奖项,相对于面向全国各民族作家作品的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它显然对少数民族作家具有“另开炉灶”性的特殊对待,这是和国家扶植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政策相一致的；而在少数民族文学界内部,针对人口较少民族或者少数民族语言而进行的奖项设置和主流话语对边远文艺的扶植、引导、发展逻辑也是同构的,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正式设立了“人口较少民族特别奖”.其实早在1987年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就曾经设立过侧重于人口10万以下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特别奖”；同时将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文学作品纳入评奖体系,并专门设立了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对少数民族作家母语创作和翻译的重视以及“人口较少民族特别奖”的设立,从根本上来说,应该是主流话语对少数民族作家主体身份的召唤：主流话语试图通过这一奖项彰显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扶持,让他们在自身主体身份确认和张扬的空间内进一步强化对国家和主流话语的认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设立无疑是新时期以来国家文学体制和政治制度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新时期文艺政策和民族政策调整下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重构.
官方化的运行机制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官方化性质表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宏大的国家行为,正如有论者提到的一样：“文学艺术的奖励制度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性,权力话语以隐蔽的方式和此发生联系,它毫不掩饰地表达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意志和标准,它通过奖励制度喻示着自己的主张和原则.”而立足于如此强烈的政治辐射之中,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运行机制必然成为政治话语和文学场域原则两种逻辑博弈的结果.
其一,主办单位的官方化.该奖的第一届由《民族文学》杂志进行评选,由中国作家协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成领导机构,当时只是作为和《民族文学》杂志形成互动的一种奖项.因此,这个奖项最初的设立带有刊物办奖的色彩,也就是属于文学传播媒介主办的奖项.从第二届开始,该奖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奖启事》中明确表明：“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是由中国作家协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同主办的少数民族文学的国家级文学奖.”由此,该奖和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并驾齐驱,上升为三大国家级的文学奖项之一,这也表明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最终成为主流文化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主办机构来看,中国作协具有特殊的性质,“既是由 直接领导的‘官方机构’,代表政府对文学进行管理和协调,同时,又是中国最高级别作家的协会组织.”而国家民委是一个完全官方化的组织,主要负责少数民族事务.如此的主办机构组成,体现着国家主流话语意识和主流文化导向,是一个权力场对文学场发生作用的 .因此,在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家民委框架下的评奖必然会在较大程度上体现出国家主流话语对文学的导向性和倾向性的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作协框架下的文学评奖确实可以称为“作为文学制度的文学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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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奖特征考察 1980年7月2日至10日，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召开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会议决定设立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由中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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