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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大约都有一个情结,就是总希望给自己以营养的民间文艺能够有传承,甚至有发展,因为他们的生活离不开民间文艺.立法者也许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从一九九○年起,“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文中简称“民间文艺”）就已经在我国版权法中规定下来,可见民间文艺在立法者心目中的重要位置.但是,版权法中的规定还只是原则性的,具体的实施办法,时隔二十六年,至今未能出台.很多人将此归结为现行版权法规则跟民间文艺不合.规则要求,可获得版权保护的民间文艺要有具体表现形式,还得有明确的作者以及有期限的保护期.而民间文艺的特点却和这套规则大相径庭.比如,民间文艺作者不明,表现形式不具体,也难以给它规定一个保护期限.如果严格依照现有规则,二者的确难以融合在一起.但这只是个立法技术问题.如果大胆超越,从我国实际出发,找到一个既顾及规则,又符合需要的办法,应该是能做到的.
首先,对民间文艺传承人,我们曾建议采取“备案审查+个案认定”的方式加以解决.和一般艺术作品的版权自愿登记不同的是,民间文艺的备案审查应当是国家行政主管部门的一种主动行为,是体现国家保护民间文艺传承人的特殊政策.对那些经过备案、审查、公示等程序的民间文艺,有关传承人便获得了一种国家承认的类似创作作者那样的身份,他们可以在必要时行使自己的权利.此外,民间文艺传承人在遭遇侵权时,还可以通过诉讼方式,要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作为传承人的身份,维护其合法权利.民间文艺家总是跟他/她所传承的艺术联系在一起的.既然能够确定传承人身份,民间文艺作品的形式或内容一般也可以确定.
其次,承认民间文艺传承人的自主选择权,赋予其作为“惠益分享”（原为一九九二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中提出的一套因解决遗传资源开发利用问题而产生的利益分配机制,这里主要指民间文艺传承人可从市场获取他们应得的部分）一方的获酬权.版权是对作品利用的控制权.国家通过赋予创作者对其创作作品的市场利用一定期限的垄断权,使创作者从中获得回报,从而维持和激励其创作.但是,有关版权立法,首先不是要解决民间文艺的市场化问题,不是通过赋予传承人对其所传承的民间文艺作品的垄断权,让他们有机会从市场上得到多少金钱.民间文艺的保护有各种目标,如制止擅自利用民间文艺,制止通过对民间文艺的非法控制而获利.但是,对民间文艺最好的保护应该是承认民间文艺传承人的自主选择权,落脚点应放在充分尊重传承人的精神权利方面,传承人有权选择其生活和传承方式,拒绝任何外来干扰.在承认民间文艺传承人自主选择权、充分尊重传承人精神权利的基础上,对于可能的市场利用,赋予其作为“惠益分享”一方的获酬权.
第三,设定有期限、可续展的保护期.很难想象,对于民间文艺的保护是暂时的、有期限的.但是,民间文艺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不断变动的,因此,立法上规定对民间文艺永远保护,将难以实现.为了实现既长久保护又现实可行,可规定民间文艺的保护期为五十年,五十年后可以续展,起始日从民间文艺传承人提出主张或其权利得到确认之日起计算.提出这个方案的理由在于体现对民间文艺传承人的尊重.比如,赫哲族对《乌苏里船歌》曲调主张权利,就从法院判决承认其享有这项权利之日起五十年.五十年以后原来的曲调以及传承主体可能已经发生变化,就要根据新的情况,由后续传承人来决定是否续展版权保护；国家是否继续给予其保护,也需要根据新的情况来决定.
我们的以上“建议”已经在包括《光明日报》在内的多家媒体发表.关注民间文艺版权保护的读书人有很多,相信有关立法部门最终能够破解难题,尽早出台民间文艺版权保护条例.但是,立法不光是个技术活,民间文艺的版权保护,除了立法上的突破,还需要每一个立法者、艺术家、法律人乃至普通民众,对民间文艺的理解和尊重.具体地说,对民间文艺,光有喜爱还不够,还要有对我们自身文化血脉的认同和信仰.千百年来,民间文艺就存在于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上.国家现在要立法,就是想通过相关的法律保护,使民间文艺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这几年,我们在田野考察中,接触到阿昌族民间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具体个案,谈谈阿昌族民间史诗传承人是如何基于信仰,一代又一代,把一部古老史诗一直传诵至今的.
阿昌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据二○一○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阿昌族人口总数不足四万人,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陇川、梁河、潞西、盈江等县市.以神话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为代表的口传文学不仅是阿昌族历史的记忆,也是他们原始观念形态和思维形式的反映,是世人了解这个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内容.
这部史诗讲述的是天公遮帕麻和地母遮米麻造天织地、降服恶魔腊訇、创造人类的故事,充满了奇伟瑰丽的幻想,反映出阿昌族先民们对天地形成、人类起源、自然万物的蒙昧认识和对祖先天公遮帕麻和地母遮米麻的敬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有一大批阿昌族口传文学作品在被发掘整理并翻译成汉语后,以书籍发行和报刊刊载的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一九八三年一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由阿昌族大活袍（在阿昌族古语中,活袍即祭司）赵安贤唱,杨叶生译,兰克、杨智晖整理的《遮帕麻和遮米麻》诗歌体单行本.
但是,作为阿昌族文学艺术和历史文化代表的民间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绝不是一个诗歌单行本就能够承载的.它的宗祠祭祖仪式,活袍唱诵“表演”,史诗“阴传”或“隔代传”的“神授”过程,活袍唱诵的形式等等,无不说明这部史诗仍旧“活”在阿昌人社区,并且在社区内部发挥着凝聚人心、连接神灵的作用.我们注意到,每一个活袍,甚至活袍们的每一次唱诵,内容和形式都有不同,而这并不是他们的即兴发挥,而是秉承神的旨意.
阿昌族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虽然于二○○六年就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二○一一年《非物质遗产法》颁布施行以后,国家进一步宣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但调查结果显示：和史诗中人物相关联的民族历史及农耕文化的早期记忆在族群中已经开始模糊；听过并能够叙述阿昌族民间故事的人急剧减少,而阿昌族民歌的实用功能也大大减弱.如果我们不能在当今信息化、市场化环境下为这部史诗找到“活下去”的出路,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成为像希腊《荷马史诗》那样无人能传唱,只能从书本上看的“死去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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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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