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实际汇率的影响因素:基于巴萨效应的文献综述是适合巴萨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巴萨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摘 要】巴萨效应模型是实际汇率决定理论中的基石,对巴萨效应的证实及质疑,成为了 学者研究的重点,本文整理了学者们的相关研究,为实际汇率影响因素的研究提供了相关文献支撑.
【关键词】巴萨效应 实际汇率 购买力平价
一、引言
购买力平价理论在汇率决定理论中历史悠久,其本质思想是货币的价值在于其购买力,而不同货币直接的兑换则取决于其购买力,而现实中仅把汇率变动视为货币现象且实际汇率不能变的假说显然是不符合现实的.Engel（1992）发现不同国家间相同商品的相对比同一国家内部不同商品间的相对更不稳定,原因在于商品本身包含了商品本身及市场服务两部分,市场服务因素被看作非贸易品且稳定度高,而贸易类商品则由于包含了较少的市场服务因素,而国内商品的包含了较多的市场服务因素.尽管理论支持者们试图捍卫购买力平价与汇率间的平稳关系,但随着大量数据的出现,讨论其理论有效性成为了现实.
二、基于巴萨效应理论框架的研究
Balassa（1964）发现各国的汇率并不匹配购买力平价理论,作者认为购买力平价在所有国家的工资与生产率水平同步调整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存在,但这种理想化的条件几乎不存在.他在传统的贸易模型引入了非贸易部门,非贸易部门（如服务等）在生产率水平高的国家相比生产率低的国家具有更高的,尽管他们的贸易品相同,因此购买力平价很少与汇率均衡的分布吻合.Samuelson（1964）认为最初的购买力平价模型假定了货币中性,并忽略了国家之间的差异、运输费用及贸易障碍的影响,他从、工资、边际成本等视角分析了购买力平价的实现条件及局限性,提出汇率与生产率、边际成本水平及工资水平密切相关.两位作者提出的巴萨效应成为了后续学者研究实际汇率理论特别是人民币实际汇率决定的重要基础理论,在其基础上对其扩展、证实和质疑成为了实际汇率研究工作的主流.
对巴萨效应的证实.巴萨模型的具体应用一般通过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角度出发,研究相对生产率、相对对实际汇率的影响.Dumitru和Jianu（2009）通过巴萨效应对罗马尼亚的影响研究,得出1998～2006年间巴萨效应导致的其通货膨胀率每年约在0.6%,而如果考虑政府对非贸易的管制,实际的巴萨效应在2.46%,随着管制的放松,巴萨效应将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Boero,Mromatis和Taylor（2015）研究发现在东欧及中欧的八个转型国家1996～2013年数据中,实际汇率与生产率差异、实际利率差异及资本账户间存在长期的关系,其中导致汇率升值的影响来源是巴萨效应及资本账户效应、生产率效应.唐旭、钱十春（2007）从生产者角度解释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问题,研究发现中国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相对生产率一直上升,对相对的影响显著,符合巴萨效应,这种相对生产率的提升带来了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胡德宝、苏基溶（2013）结合中国实际,将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政府需求考虑进去,从全国整体和分区域层次,利用1995—2010年中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长期波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确实存在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生产率的提升促进人民币升值,而部门间的收入差距阻碍人民币升值.韩嘉莹、沈悦（2012）提出了包含城市化率的扩展巴萨效应模型,对2000～2005年和2005～2010年中国两个时期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表明二元结构特征通过工资传导机制削弱巴拉萨一萨缪尔森假说的有效性,且二元结构特征越明显,这种削弱程度越强.由此推断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二元结构特征的减弱,巴萨效应将日益显著.许多学者遵从巴萨模型的基础上,偏好从非贸易品角度分析其对实际汇率的影响,非贸易部门则更多受到国内政治经济状态的影响,其与国内相关经济变量及特质联系更为紧密.Quere和Coulibaly（2014）对欧盟内部市场管制对实际汇率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其使用1985～2006年欧盟国家的数据进行估计,得出对非贸易部门的商品管制及劳动者保护策略会导致实际汇率的显著上升.Ouyang和Rajan（2013）使用51个经济体1990～2010年的数据,把实际汇率的波动分解为内部（贸易品与非贸易品）和外部（一价定律的偏差）,发现非贸易可以解释大部分实际汇率的波动.Bette和Kehoe（2008）使用1980～2005年五十个国家的双边实际汇率与非贸易品与贸易品的相对的季度数据,研究发现这两种变量之间是正相关的,但是相对的方差要比实际汇率的方差要小.当贸易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紧密的时候,这种正相关关系亦更强,实际汇率的方差此时俞小,这种关系并不會随国家的贫富或者通胀的差异有所改变.对非贸易部门作用的推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巴萨效应关于贸易部门生产率决定论的核心地位,学者Peltonen与Sager（2009）认为,非贸易部门的生产率对实际汇率的冲击更为显著,其重新评估了生产率与实际汇率之间的关系,在考虑了汇率制度等稳健性因素的基础上,发现非贸易部门的生产率同贸易部门一样都对实际汇率产生了冲击,而前者更甚.另一个极端则是对贸易部门的推崇,Lee和Tang（2007）将生产率拆分为劳动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发现劳动生产率与实际汇率的正向关系与先前学者一致,而全要素生产率则与实际汇率之间呈弱相关,有时候为负相关,原因在于劳动生产率内生于投资的动态变化,而投资收到市场需求的冲击进而影响到实际汇率,而全要素生产率则外生于投资且较少受到投资变动的影响.且这种正向关系或负相关系仅仅由贸易品传导来的,而非传统理论认为的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相对.Burstein、Neves及Rebelo（2003）研究可贸易品的发售（运输、批发、零售）成本对实际汇率的影响,发现在美国发售成本占到了零售的40%,阿根廷则达到了60%,引入了发售成本的模型能更好的解释汇率的升值.徐建炜、杨盼盼（2011）利用1997年1月至2010年9月的数据对人民币实际汇率进行分解,发现可贸易品偏离一价定律因素可以解释实际汇率波动的60%～80%,而可贸易品与不可贸易品之间的相对波动只能解释实际汇率波动的20%～40%.这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需要更多地从可贸易产品出发,不应仅仅强调国内不可贸易品与可贸易品的相对变化,这个结论亦与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经济体发展阶段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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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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