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中国OFDI区位选择决定因素是适合区位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区位优势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摘 要：在国别差异视角下选取2003—2014年28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并将所有样本国家分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两类,借助于投资引力模型重点考察了东道国市场因素、资源禀赋因素和技术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OFDI区位选择呈现出明显的国别差异,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同时受到市场规模因素和技术禀赋因素的影响,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同时受到市场规模因素和资源禀赋因素的影响,另外还发现随着技术水平的提升和运输工具的革新,距离不再是我国OFDI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区位选择； 引力模型
文章编号：2095-5960（2017）02-0092-08；中图分类号：F125；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是发展中国家参和国际分工和經济全球化的两种重要途径之一,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和规模均取得了快速发展.据商务部相关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的653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对外投资1180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而同期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12627亿美元,同比增长55%,说明我国已经到了“引进来”和“走出去”发展并重的新阶段.关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Buckley（2007）研究了中国对外投资的驱动力和决定因素[1],Salidjanova（2011）则从资源和技术两个层面分析了中国OFDI快速增长的原因[2].然而,从国别差异的角度探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和动机等问题则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任何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都不可避免的面临着回答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动因、条件和流向等问题,因此,面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新现象和新特征,如何解释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我国企业对不同东道国投资的区位决策影响因素是否一致?显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仍存在进一步推进研究的空间和可能性.本文在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为指导,借助投资引力模型,选取2003—2014年28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并将样本国家分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两类,在国别差异视角下重点考察东道国市场因素、资源禀赋因素和技术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以此说明我国对不同类型东道国OFDI驱动力和影响因素的差异,预期将为“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企业持续“走出去”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指导.
二、文献述评
关于OFDI区位选择问题目前尚未出现系统并得到一致认可的理论,通过对现有文献的认真梳理,我们可以发现理论界在探讨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时大体上沿着三条思路展开,一是从区位经济学入手,从企业生产成本的最小化和靠近市场来进行生产地点的决策；二是从国际贸易理论入手,重点考虑资源禀赋、技术、偏好和运输成本对生产地点决策的影响；三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综合考虑前两条思路的基础上,主要考虑影响区位选择的因素包括资源和原材料的可获得性、劳动力的成本、市场及其相关因素、政府政策措施等.[3]
Tinbergen（1962）首次将物理学中的引力思想引入到国际贸易流量的分析中,认为两国贸易流量和自然界星体等物质之间的引力一样,和他们的质量成正比,和他们的距离成反比,即两国间的贸易流量和这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成正比,而和他们的距离成反比[4],贸易引力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其中XAB表示AB两国的贸易流量,GDPαA和GDPβB表示AB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distζAB表示两国的距离,λ是给定的常数.贸易引力模型自提出以后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并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Brainard（1993）,McCallum（1995）,Linnemann（1996）,Branstetter（2010）,Chaney（2011）[5][6][7][8][9]等学者基于不同国家数据的检验证明了引力模型的广泛适用性.
鉴于引力模型在分析国家双边贸易流量问题上的良好适用性,并且根据Kojima（1978）[10]的贸易和投资相互促进理论,学者们开始将引力模型引入到投资领域的研究.Anderson（1979）在对贸易引力模型进行修正的基础上提出了投资引力模型[11],其一般形式如下：
其中OFDIij表示i国和j国直接投资流量,GDPi和GDPj分别表示i国和j国的国内生产总值,Pi和Pj分别表示i国和j国的人口总数,Bij分别表示i国和j国之间阻碍互相投资的各种因素（如距离、税收等因素）,Hij表示促进i国和j国互相投资的各种因素（如签署投资协议、具有共同语言等因素）,εij表示前述各种因素没有考虑到的误差项.根据投资引力模型,两国投资流量和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人口量和一系列助力因素正相关,和贸易壁垒以及一系列阻力因素负相关,并且可以根据不同研究对象和目的的需要,在投资引力模型中加入其他变量进行检验.
近年来,在投资引力模型思想启发下,结合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成果逐渐增多.其中大多数学者从实证角度选择将制度因素纳入分析模型中,鲁明泓（1999）是国内较早将制度因素纳入到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分析的学者,在对以往研究成果回顾的基础上,通过选取110多个国家的10多项制度性因素,并把制度因素分解成国际经济制度安排、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企业运行的便利性四种类型,实证分析了制度对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最后从短期和中长期两个时间维度提出了中国制度亟须改进的地方.[12]程惠芳、阮翔（2004）选取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32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代表性样本,实证检验了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地理距离、双边贸易量以及是否签署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等虚拟变量和投资流量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引力模型计算出中国和东道国的引力系数,研究发现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双边贸易量和投资流量正相关,而双边距离则和投资流量负相关,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投资引力模型.[13]蒋冠宏、蒋殿春（2012）基于投资引力模型,利用中国对95个国家投资的面板数据,对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对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投资的动机存在差异,并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制度风险表现不明显.[14]随着微观数据在实证分析中得以广泛应用,也有部分学者对该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阎大颖（2013）则是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企业数据,通过纳入价值链因素实证检验了中国企业OFDI的区位分布及其决定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自然资源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而制度因素对跨国公司OFDI区位选择影响同样显著.[15]王永钦、杜巨澜、王凯（2014）从东道国制度视角出发,选取中国2002—2011年842笔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为研究样本,重点探讨了东道国的六类制度性因素以及税收和自然资源等因素对OFDI流量的影响,结果显示不同制度性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具有差异性.[16]赵蓓文（2015）以中国OFDI区位选择中呈现出的新特征作为切入点,分别剖析了中国对欧美、非洲、拉美以及新兴经济体进行投资的典型案例,在甄别不同投资动机的基础上提出了针对不同投资类型要进行风险预判的政策建议.[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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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 摘要：本文根据股权主体的不同将企业分为央企、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三类，利用泊松计数数据回归模型评估了2011—2013年间中国企业OFDI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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