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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面对自身的传统,这是任何政治文明都必须思考的问题.研究者在描述和分析“传统”时,其头脑中必然蕴含着某些思考范式.这样的范式通过作者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显现出来,并影响了其对传统和现实关系的判断.通过对具体研究的分析,本文希望说明,范式的转化将可能激活我们对传统的认识,并可以将我们对中国历史的理解植根于更加宽广而深厚的理论之中.
在我们介绍的第一种思考范式中,研究者的头脑中预先构想一个理想中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型,而将传统视为和此理想型相对照的反面类型.比如,日本京都学派学者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就构造出中国历史的“近世”时期.他们认为,这个时期从宋代开始,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其国家运行的基本逻辑就是“君主 ”.这一体制的特点在于君主将行政事务置于自己直接控制之下,没有了贵族的制约,君主直接统治全体臣民,成为绝对权力的主体.依靠科举而产生的精英士大夫阶层可以不依赖王朝更替而持续保持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持续影响力.在这样的框架下,宋之后国家和社会关系被化约成有关君主、士大夫、平民和官吏之间固定不变的关系.持这一看法的学者将从君主专制走向现代 制国家视为理想的政治发展模式.而中国“自宋代至明清一直停留在有如欧洲的旧体制阶段”（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传统中国成为对照于那个理想政治发展模型的停滞体.再比如,在韦伯的模式中,现代资本主义是以一个新教伦理主动改造世界的价值为推动产生的,以理性官僚制为统一制度形态的政治和经济组织体系,被支配者因于这样的理性而信仰整个体系的合法性.传统中国则被韦伯构想成在儒教伦理的推动下,国家和社会之间只能就有限的传统规则的合法性达成信仰.在传统之外则是支配者、官僚、社会力量随意自由裁量的空间.国家无法和社会组织建立统一的制度形态,支配者和官僚也无法建立统一的制度规范.家产制国家内部处于这样的僵化平衡之中,难以有任何改变.韦伯构造的传统中国的家产官僚制特点是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理性官僚制对照着的.又比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在美国的中国历史研究学者提出中国自南宋开始,国家在地方的支配权力被地方精英所取代.在国家和地方精英的二元对立关系中,地方精英成为国家难以穿越的权力壁垒.这样的权力关系只有到了二十世纪,才被建立现代国家的革命所瓦解.学者们想象中的现代国家是一个穿透（penetrate）到社会基层、具有高度组织和动员性的国家.而传统中国又一次成为这样的现代国家“理想”的对立面.
伴随这一研究范式而来的是学者对研究方法、问题意识以及如何构建传统和现代的关系等各方面的连带性选择.在这样的选择中,所谓“传统”成为被若干理论概念预先支架起来的稻草人.研究者为了寻找和自己树立的理想型相对照的他者,将目光投向中国历史.他们寻找众多历史材料以印证自己预先设定的那个“他者”模型的合理,而忽视了历史本身丰富的演进逻辑.
这样的思考范式也使研究问题显得相对集中而狭窄.君主专制、士大夫、地方精英、乡绅支配、士人群体、中国国家和社会权力孰大孰小等,成为众多希望和理论搭上边的研究者的共同话题.这些研究问题根源于有限的几种理论模型,它们已深深地渗透进现今的学术话语中,局限了学者的思路.诸如“传统（现代）中国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孰强孰弱”这样的争论时至今日依然是众多学者关心的问题.学者一方面忽略了从中国历史本身发现新的理论问题,另一方面则忽略了从比较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深厚理论土壤中吸取理论营养.
由此而来的,是对传统和现代关系的两种不同看法.一种看法是将传统和现代视为截然不同的异质体.如果现代代表了理想的模式,那么传统就是这个模式的反面.所谓“传统”被视作一个凝固的单元.构成这个单元的因素是研究者根据理想模型的反面而设定出来的.如同封建专制和 宪政的格格不入,如同理性官僚制和家产官僚制的格格不入,如同传统国家的无能和现代国家的强大能力的格格不入,如同儒家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格格不入.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格格不入意味着传统不可能孕育出所谓“现代”的理想社会模型.正如列文森所说,“传统”成为陈列在博物馆橱窗里的展品,它们和现实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而第二种看法则正好相反.研究者同样建立了理想模型,但他们宁愿相信这样的理想—而不是理想的反面—同样适用于传统.比如,他们试图从儒家思想中找到符合所谓现代性的因素.他们试图论证中国早已经产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在他们心中,“传统”就是“现代”,只不过无论传统还是现代,都只是对同一个理想模型的印证而已.历史在这些理论中被涂上了厚厚的颜妆,导演者看重颜妆的勾描,而忘却了历史原本的色彩.
如果我们不只满足于对历史事实的勾勒和考证,也不只是用历史佐证自己某些先入为主的想象,那么我们能否有另外的思考方式,将对传统的研究和对现代政治文明的分析连接起来?我们可以建立什么样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以激活这样的勾连?新的思考方式又可以使我们对中国历史发展有什么新的认识?
为了说明这些问题,我们分析由哈佛亚洲中心二○一四年出版的Lee Sukhee所著的《协商中的权力：十二至十四世纪中国的国家、精英和地方治理》一书.之所以选择这本书,是因为它体现了近来中外学界对传统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些新的研究思路.我们将提炼本书的问题意识,归纳其研究方法,探讨作者对中国历史认识的方式.通过和第一种范式进行对比,尝试说明研究思路的转换将可能如何激活对传统历史的研究,从而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历史从传统到现代的“内生性演化”的道路.
本书作者的问题意识非常清晰.正如他所强调的,其研究是要挑战“地方精英支配”这个在美国宋元明史学界得到普遍接受的理论（上文已经介绍过这一理论）.在作者看来,这一理论将中国历史中的国家和社会关系视为二元对立.南宋之后的“地方精英有为主义”（local elite activism）代表了社會对国家权力的排斥（268页）.需要强调的是,对地方精英支配理论的反对并没有使作者转向强调国家力量的强大—如果作者那么做,那他也就无法摆脱第一种思维范式的束缚.作者意识到他需要超越国家—社会二元对立视角.因此他问了这样的问题：在宋元明时期的明州（或称庆元府、庆元路,即今天的宁波）地区,国家和地方精英之间形成了什么样的互动关系机制?什么因素决定了这一机制的形成?为什么南宋的互动机制到了元代会产生非常不同的变化?
总结:本文关于传统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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