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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者需要权力,没有权力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啃骨头就要有权力,但要发挥社会的活力还是要还权于社会.这也符合中国上世纪80年代改革的逻辑,顶层设计师是 ,但最终还是通过分权创造了活力.只有分权,才会把束缚活力的东西拿掉.
分权给社会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虽显现诸多问题,但已在30多年间从贫穷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从购买力平价来看已经第一,这是了不起的成绩.
一个国家大规模转型肯定面临问题.然而此前,中国在问题面前放慢了改革的脚步,导致“无改革”成为常态.为此我曾认为既得利益和寡头已经初步成形,悲观于中国仍然没有动力打破“无改革”的状态.
但我没想到十八大后的中国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型.
十八大才过去两年多,新政府下的中国却已有焕然一新之感,改革这潭死水被搅开.为了改革,权力和制度上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从思路和方法的改变也能看到新政权动了真格.
过去中国曾出现过“无改革”或者说改革不动的局面.“无改革”指的是一种没有改革的客观局面,它并不是说执政党领导人和政府或者社会不想改革.想改革而没有执行或者执行得很差,就导致“无改革”局面.自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发展和稳定一直是中国3个互相关联的政策领域.通过改革而得到发展,通过发展而达致稳定,稳定本身又反过来有助于进一步改革和发展,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而过去多年,中国总体局势的发展态势在很多方面表明这三者之间又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风险,即无改革、高发展和不稳定.
十八大以来,无论是三中全会还是四中全会,主题都是改革,确立了宏大的改革计划,老百姓对改革的期望也越来越大.顶层设计已经具备了,那么改革的动力在哪里?主体是谁呢?改革的主体显然不仅仅是 政府. 政府是顶层设计者,在有些方面是改革的主体,比如财政体制、税收、货币改革,但在更多的方面并不是主体,改革的主体还是社会.社会活力无非来自两个方面,企业和社会组织,他们也是创新的主体.
这也符合中国上世纪80年代改革的逻辑,顶层设计师是 ,但最终还是通过分权创造了活力,无论是早期的个体户、民营企业还是特区,都是把社会活力激发出来的手段.90年代 南方谈话以后,改革走得那么快,也是因为大规模的分权运动.只有分权,才会把束缚活力的东西拿掉.而在十八大之前,一方面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国有企业大扩张；另一方面是维稳系统即社会控制系统的发展,影响了社会活力的发挥.
就像 总书记所说的,好肉都吃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改革者需要权力,没有权力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啃骨头就要有权力,但要发挥社会的活力还是要还权于社会.把权力从既得利益手中拿过来,但不能拿过来以后老是握在自己的手里,而是需要下放到改革者手中.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实际上也是在探讨怎么分权,首先就是如何把行政审批权下放.比如上海自贸区试验,意在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清单也是一个很好的概念,但是这个清单过长的时候,跟没有下放一样.
深化改革和反腐败运动,使得一些地方都不做事情,一些地方成为“空转”政府.道理很简单,法律规定的权力还是在政府手中,但这些政府已经不作为.下一步 政府要做的是,有足够的权力从官僚手中下放到社会中去.所有的官僚集团、地方政府不会主动放权,需要 政府的权力去推动,要利用上层的权力使得各级政府、各级官僚去分权.
衡量改革进展得如何,不在于有多么宏大的改革设计,而在于如何让三中全会出台的336项改革方案、四中全会出台的18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下去.我认为四中全会之后要走向放权,前一个阶段是整治“乱作为”的政府,反腐败运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官员的“乱作为”,下一步的目标则是要把政府从“不作为”转向“作为”,否则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改革设计只会停留在纸面上.权力如果牢牢掌握在官僚系统手里,不向地方、企业和社会放权,改革还是不会发生.
依法进行“政社分开”
社会的活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活力.群众路线在中国 所主导的政治中,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然而在经济建设过程中,群众路线在 的政治生活中,曾经被边缘化了,结果造成了执政党越来越官僚化.
很多国家要处理的是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但中国有一个特殊性,就是要处理党和社会的关系.改革要诉诸社会的活力,但问题是用什么方式.以社会运动的方式激发活力很危险,现在四中全会提出了依法治国,通过法的形式诉诸社会活力,就会有效得多.
但是不管怎么样,首先要给社会权力.一方面必须向社会分权,另一方面需要规制社会的行为.不过,规制不等于社会控制,而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治理.为什么社会活力释放不够,首先是社会空间不足,转型先要向社会分权,另一方面,还要把党对社会的关系转化成为基于法律之上的领导.这两点都很重要,光有分权,没有秩序,社会也会乱.但是,分权和秩序也要有优先次序,向社会分权应该成为主体.秩序当然是需要的,但现在的秩序不是法治秩序,更多是维稳秩序.维稳秩序不仅不能释放社会活力,还让执政党和社会出现了一种紧张关系.
现在,这种维稳思维在减弱.比如“社会管理综治委”复名“社会治安综治委”,回到了2011年以前的名称.“社会管理综治委”本质上是社会控制.社会治安的含义就小多了,就是一个维持公共秩序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成立政法委的时候本来就是要推进法治的.所以,它现在的功能也要变化,要回归原位,重新走上推进法治的道路.
十八大报告中提到了“政社分开”,这一概念首次见于党的最高层次的纲领性文献中.中国以前一直讲“政企分开”,没有讲“政社分开”,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社会力量也是近年才成长起来的,早期社会力量不是很强大,这个概念也不太相关.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可以从政企关系中学到很多教训.“政企分开”的早期就是政府把权力还给企业,让它们成为真正的企业,但是分权的时候忽略了对企业的行为进行法律基础上的规范,因此出现了生产安全、大规模的食品安全和破坏环境等等的问题.所以,在分权的同时,必须进行规制.社会也是一样,首先是分权,分权肯定会出现问题.但是如果不分权,担心出问题,社会永远成长不起来.所需要的是在分权的同时考虑如何规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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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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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一轮体制改革模式下广播电视台思想政治教育和趋势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广播电视台也普及开来。广播电视台的受众群体较多，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是机遇，也是挑战。
3、 新一轮农村改革步入深水区 截至目前，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我国推进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完成确权面积近4 7亿亩；适应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的新形势，全国承包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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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商业银行支持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背景、目标、实施方式及相关政策，以江西省为例，论述商业银行在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中可发挥的作用。【关键词】。
6、 东北经济新一轮振兴和改革 【摘要】东北地区的辽宁，黑龙江，吉林，三省有着老工业基地的称号，产业优势尤为显著，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增添羽翼，与其他省份的工业体系的建筑有着密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