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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学术研究的进步和前行,除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保障、教育的发达等因素之外,研究者自身视野、思路、方法的开拓同样密切相关.近年来,学术领域相关“跨界”、跨学科、交叉、“接通”等概念的兴起,说明传统的学科意识、学科界域、研究范畴和治学方法正在发生变化.基于此涉及众多学科领域的学术动向,《音乐研究》杂志于2013年12月5日至6日在广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办了一场专题性的有关“跨界”问题的高层论坛,以学术期刊的平台和号召力邀请了中国音乐史学、中国传统音乐学、民族音乐学、音乐美学、西方音乐史学、音乐分析学,及至乐律学、音乐文献学、音乐考古学、音乐符号学、世界民族音乐等众多学科方向的近二十位专家莅会,围绕着如下议题展开了阐发和讨论：（1）学术及学科“跨界”对音乐学研究的意义；（2）跨区域、跨国界、跨族群的音乐学研究；（3）学术跨界和学科“接通”的范畴及方法.两天时间的直面碰撞和论坛之后的亲密交流,相关论题的众多思路汇聚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跨界：概念的多解和重心的寻位
有关“跨界”的话题,不知源自于何时、起始于何域,但毫无争议的事实则是：近年来有关“跨界”的研究和讨论已经成为音乐学术领域的常态,甚至成为学术“热词”.仅以2011年为例,当年的9月16日至18日,在 音乐学院举办了由 音乐学院、 民族大学音乐学院、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世界民族音乐学会联合主办, 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2011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学术论坛——中国和周边国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的研讨活动.是次活动的论题主要以跨境民族的音乐研究为选择.伴随此次会议的召开,《音乐研究》于当年的第6期（11月15日出版）开办了“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专题”,刊登包括赵塔里木、杨民康、张伯瑜、和云峰等学者在内的六篇专议专论文章；《人民音乐》、《 音乐学院学报》等学刊也于会后选择刊载了部分重要的涉及“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论文、综述,从而将这一话题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推向了一个 .
此番在桂林举办的学术论坛,再将视角投向“跨界”问题,却是有着更加多样的考量：学科“跨界”、方法“跨界”、对象“跨界”.
1.所谓学科“跨界”,在日常学习及学术活动中也常被称为“跨学科”.韩锺恩教授以题为《通过跨界寻求方法,立足原位呈现本体》的发言,将这种认识以哲学家的视野和思辩阐发得淋漓尽致.他指出：“跨界是有限定的,一是仅限于不同者而非不及者,二是进一步限于不同者能否搭界而非随意混搭.因此,当我们在讨论跨学科问题的时候,就必须严格遵循有明确定位的学科自性和有条件产生位移的学科间性.”他以学科概念的内涵及日益细分为特点的衍变为据,提出学术发展“折返学科原位的看法”：“但凡为学科者总有一种纯粹对象是存在的之外,就是有感于新的学科现状,随着理论自身的不断深入发展,特别当跨学科研究成为一种新的理论存在方式和学科增长点倍受学界关注的时候,这个学科原位是否还存在?”为了充分有效地展开“跨界”问题的学术讨论,他提出了“必须关注其中存在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和两个基本关系”.所谓“结构性矛盾”,一是指多元和主体的矛盾,关联学科跨界的问题,即学科原位和其他学科之间如何相互汲取并适度复合,不同学科之间通过跨界生成的新关系；另一个是指文化和艺术、艺术和音乐、音乐和音乐学的矛盾,尤其在艺术音乐和文化音乐、结构发声和功能发声、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呈现复杂局面的时候,更需要在对象以及相应方法上有预先的设定.所谓“基本关系”,一是指历史和历史逻辑,另外则指理论和理论实践的关系.通过他的理论铺陈和案例剖析,最后认为,对于“跨界”问题,可以采取这样的态度：一要深入原位钩沉考掘,二应广及别界以借鉴汲取,三则强调和平共处同行并进.按照精炼的总结,则为其发言题旨：“通过跨界寻求方法,立足原位呈现本体”.
2.所谓方法“跨界”.在音乐学各个学科方向的研究中,常常借用不同领域的研究方法,以丰富和健全自身原位学科的方法论,最终形成学科研究方法上的“跨界”.如伍国栋教授的发言《音乐学的学科跨界研究——以民族音乐学为例》,以及方建军教授《多学科交叉渗透的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发言,均对方法论上的“跨界”进行了细致的探讨.伍国栋先生认为,音乐学的学科跨界研究所触及的基本内容,其实可以分为两个主要层面,即学科学理和方法论层面、具体研究材料使用层面.对于第一个层面,可以将之显示为“学科理论思维模式和操作方法论借鉴”,其具体内容包括：田野作业、文化探究、目录文献和史料积累以及哲学观念；第二个层面可以显示为“研究材料共用和研究成果共享”,具体概括为：文献共用和成果共享、证据和结论的互证、概念和术语的借用和转换.黄汉华教授则以华南师范大学在音乐符号学方向研究生培养方面借助综合大学优势,以自然学科领域的实验设备和方法为据,展开音乐符号学人才跨学院、跨学科培养的新模式的探索.
3.所谓对象“跨界”.有关学科研究对象发生变化的关注,在近年来的传统音乐、少数民族音乐以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领域体现最著.之前对于跨境族群音乐的研究就是最好的例证.在此次学术论坛中,赵塔里木教授《关注跨界民族音乐研究》的发言充分体现了这种观照.他主要介绍了其正在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跨界民族音乐文化实录”的相关情况,以及之前他所从事的中亚地区东干人音乐变迁的研究,其中包含了数个中国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和东南亚、中亚国家的族群间的“跨界”现象.另外一种对于“跨境”族群的研究也日益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关注,即因族群迁居而形成的国中之“飞地”（diaspora）.在此实例中,“飞地”居民的原生主体文化并没有消失,而是在异国他乡的文化之林形成“飞地”现象.某种程度上说,这也形成了研究对象的“跨界”.
二、接通：实质的“跨界”和学术的自觉
将“接通”一词引入音乐学术的“跨界”研究领域,并对之做出理论释解和范畴界定的,应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项阳研究员.他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曾将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文献研究和传统的活态音乐相“接通”,通过对中国古代弓弦乐器以及乐户、乐籍制度的研究,总结出了打通学科界域的九个接通的理念,即：当下和历史接通,传统和现代接通,文献和活态接通,宫廷和地方接通,官方和民间接通,中原和边地接通,中国和周边接通,宗教和世俗接通,个案和整体接通.①这样来自于实践的理论总结很快引起学界的关注,郭树群教授在本次论坛的发言即以《中国古代乐律学史研究需要“接通”的思维向度》作为展开,他以自己所从事的古代乐律学史课题的研究为案例,读解了“接通”的理论意涵,并对相近的三个概念进行了辨析——接通、跨界、继承——认为“接通”的含义更明显地表现为将某些断裂的历史事象予以连接、贯通的所指,其所应对的也可能是一些历史事项中的隐性因素；由此认为“接通”使得研究者增加了关注历史文化生态的意识,为他们在更为深入和广泛的领域思考研究对象提供了帮助,同时也会由此衍生出更多新的研究课题.项阳研究员则以《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理念拓展的意义》为题,对中国学术界以欧洲专业音乐发展史研究模式为参照系创建的音乐史学,沿用“音乐艺术”、强调审美意义的治史理念,已经形成了中国音乐史学治史的固定模式.他认为学界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之后,中国音乐史学应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拓展研究理念,努力辨析中国音乐传统和社会文化生活的辩证关系,充分把握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即中国音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既为提供审美和欣赏的艺术形态,更在社会礼制仪式中有着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性和实用功能性意义,中国音乐以礼乐和俗乐两条主导脉络贯穿数千载并行不悖互为张力前行,有国家制度下的专业乐人群体以为体系化支撑,中国音乐文化应从这种整体意义上进行全面考察.依此来建立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理念,将对中国音乐教育学、传统音乐学、音乐传播学以及音乐美学等学科可能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从而使中国音乐文化整体研究展现出新的面貌.这样的治史视野和理念,无疑承其一贯地“强调音乐史学走出书斋,传统音乐接通历史,在各有侧重的视角下进行综合、立体的研究,从而真正把握传统音乐文化的内涵”②理念相“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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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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