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八十年代以来现代汉诗意象思维是适合思维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思维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摘 要：意象既是中国古典诗学的核心范畴,也是现代汉诗重要的思维方式.八十年代以来的现代汉诗写作中,意象思维得到了多方面的拓展：于坚的“拒绝隐喻”事实上以否认的方式反证了意象思维与诗歌的不可分离性；北岛则以多个意象有机性实现意象个人化；而张曙光的叙事性诗歌中,隐含以情境更新意象个人性的思维.意象在诗歌中或疏或密,或隐或显,但意象思维却始终是中国汉语诗歌中院的最重要的思维方式之一.
关键词：意象思维； 现代汉诗； 于坚； 北岛； 张曙光
中图分类号：I2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1005105
意象是中国传统诗学的核心概念,同样是现代汉诗的重要修辞和思维方式.八十年代以来的现代汉诗在意象的使用上遭遇现代性自我创新的挑战,但也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自我更新.
现代汉诗也长期被称为新诗,新诗在不断求变求新的过程中产生了跟传统诗歌截然不同的标准,如臧棣所说“在古典时代,衡量一个诗人的成就,主要看一个诗人对神话象征和公共象征的领悟的程度.而在现代诗的写作史中,这种衡量尺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叶芝感到的,现代诗人必须在其诗歌写作中去创建自己的个人象征.”[1]
现代性面向未来开放的时间观决定了它不断创制可能性的审美取向,所以,传统的意象在现代汉诗这里便产生了难题.所谓意象,是指经过诗人思想、情感和想象再处理过的名词性语言符号,是诗人心智情思和符号水融的结果.意象往往是意寄于象,象蕴藉意.意象既是以少达多,又是寓抽象于形象,寓情感于画面的表达,是汉语形象性诗学的重要手段.与古典诗歌相对有限的语言体制相得益彰,其审美特性被发挥到极致.也可以说,意象是古典诗歌所找到的沟通读者和作者审美体验的有效桥梁.但是,在现代性标准进入新诗后,意象的桥梁却并不稳固.现代性要求创新,诗人于是不能安居于前人的审美桥梁而无所作为.面对意象,诗人们都有着强烈的“影响的焦虑”.如果说古代诗人可以坦然地在诗歌中通过月亮意象去触摸乡愁或闺怨的话,现代诗人面对月亮却不能不小心翼翼.前人的月亮书写越多,后人书写月亮的困难就越大.
在意象使用方面,当代诗人有着相当多的思考和尝试.既有像于坚那样断然主张放弃意象——从隐喻撤退的；也有像北岛那样长久坚持意象诗歌写作,在诗歌内部有机性创设中更新意象个人性的；也有像张曙光那样,在意象与情境的关系中,以情境磁化意象并更新意象内涵的.这些不同的处理方式,共同构成了八十年代以来现代汉诗意象思维的发展.
一、 意象否认：于坚“拒绝隐喻”的悖论
80年代以来,诗歌开始朝个人性方向发展,（这种个人性当然也是必须在具体的时空中被历史化的,并不是说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个人化完全脱离话语宰制）个人化带来了文学上的语言焦虑,体现在诗歌上则是对于“圣词”的审视和反思.八十年代的文化语境中,诗人们已开始认识到世界与个人、与世界的关系.所以,个人化世界的建构有赖于个性化语言的寻找.对于诗歌中“大词”或“圣词”的拒绝成了一种重要的思考途径——于坚的“拒绝隐喻”正体现了这方面的理论努力.
早在80年代,于坚就开始诗歌随笔《棕皮手记》的写作.《拒绝隐喻》最初成型于于坚对随笔《棕皮手记》（1990-1991年）的整理,收录于1993年谢冕、唐晓渡主编的《磁场与魔方：新潮诗论卷》等选本.此篇短论观点惊人,但作为随感结构松散、逻辑性薄弱,“隐喻”一词使用较混乱.“拒绝隐喻”之说引起诗歌界较多争议；两年过后,于坚对此短论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成为《棕皮手记·拒绝隐喻——一种方法的诗歌》,改后内容更加充实,论述亦更为严密,对“拒绝隐喻”的使用更为谨慎.1995年9月,于坚应邀在荷兰莱顿大学亚洲国际中心“中国现当代诗歌国际研讨会”上发言,完整地阐述了他的“拒绝隐喻”诗观.此诗论更名为《从隐喻后退——一种作为方法的诗歌》,刊登于1997年第三期的《作家》.
文章虽不断修改,但主体观点未变.于坚提出“文明以前世界的隐喻是一种元隐喻”[2],这种隐喻是命名式的.它和后来那种“言此意彼”的本体和喻体无关.于坚所谓的“元隐喻”是一种世界原初语言命名世界的活动,在他看来,在一套符号体系表征了世界之后,人们便不再活在跟世界的直接对话中.于坚认为：“命名者才是真正的诗人”、“诗人所谓的隐喻,是隐喻后.是正名的结果.”[2]他认为前者是创造,后者不过是阐释.
于坚意识到,在一套既成的符号系统中,名和实的分离变得越来越严重,人们不再能够言说存在,而只是言说一套关于存在的符号：
五千年前的秋天和当代的秋天相比,早已面目全非,但人们说到秋天,仍然是这两个音节.数千年的各时代诗歌关于秋天的隐喻积淀在这个词中,当人们说秋天,他意识到的不是自然,而是关于秋天的文化[2].
在他看来,隐喻的建立,意味着一种表达的成规惯例宰制了人们的思维,并造成表达活力的衰退,其结果是在公共意象的使用过程中词与物渐渐脱节,经验被遮蔽了,诗也隐匿了.他还常常对隐喻思维进行政治判断：
20世纪以前的中国诗歌的隐喻系统,是和专制主义的乡土中国经验吻合的.越是专制社会,其隐喻功能越发达,不可能想象在一个隐喻作为日常言语方式的社会里会出现像惠特曼那样的诗人[2].
既然“隐喻”必须为写作专制甚至社会专制负责,那么他惊世骇俗的“从隐喻撤退”或所谓“拒绝隐喻”的主张便显得自然而然了.
不难看出,于坚诗学方案背后的问题意识来自于一种审美现代性的思路.现代性向未来投诚、向可能性敞开自身,那么重复便是最大的耻辱.这种现代性语境下写作的影响焦虑促使于坚做出反应,他为写作个人化提出的惊世骇俗的方案就是拒绝隐喻.
中国诗歌集中体现隐喻艺术的便是意象,他很具体分析了中国诗歌中从词到意象的技法：中国诗歌的发展,是一个伴随着词不断向意象转化的过程.无疑,意象比词更概括、集中、凝聚,也更富于表现力.中国诗歌的不断发展,使得意象这一个文件夹不断地充实扩大,其妙处在于以后要说一下文件名（意象）便可以了,这样不但使诗歌简约集中,而且带来了一种文学特有的陌生化效果.中国诗歌中大量的意象如香草、美人、春水等等,它们表现了特殊的内涵而被后人不断使用,而这种使用又使它们的内涵得以不断地扩展而有了大量的文化沉淀.譬如现在使用梅花这个词,它已往往不仅是“梅花”,而代表了“清幽、孤傲、高尚、纯洁”等精神性特征,梅花所隐喻的内容曾经给诗人以影响使他们写出了“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零落成泥辗作尘,只有香依旧”这样的句子,而这样的句子一旦产生,它又充实了梅花意象的内涵.中国诗歌正是在“词→意象”这一条道路上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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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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