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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年轻时就那么好
我读袁可嘉翻译的叶芝诗歌《当你老了》时,常想起的是汪曾祺及其文章和对他的研究.对汪曾祺的阅读和研究,只有不多的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更多的人是“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我的这种比喻可能不恰当,但意思应该是清楚的：很多人喜欢看晚年汪曾祺的作品,对这阶段的研究成果也很丰富.但对他早期作品的阅读和研究,相比就差多了,主要原因可能是汪曾祺早期作品难以见到,君不见1998年出版的《汪曾祺全集》,收入早期作品就非常有限,更多的作品流落在《全集》之外.但近年来,裴春芳、解志熙、苏北等人对汪曾祺早期作品搜集用功尤甚,成果也很喜人.具体的体现,就是苏北集众人研究所得,选编、出版了《汪曾祺早期逸文》.
业已成名的作家,大多都会悔其少作,豁达如汪曾祺也不例外.他说,我对自己的少作是羞愧的.但细读《汪曾祺早期逸文》中的诗歌、散文和小说,可以看出汪曾祺早期文章已经写得比较自在了,这些作品展示了作者对语言的敏感、对色彩的癡迷.汪曾祺终其一生,保持着这种敏感和痴迷,真不容易.再联想到他1947年7月16日发表的《旙与旌》,便大致可明白一些其中缘由了.《旙与旌》算是一篇文论,阐述了他早期的文艺思想.对汪曾祺的研究,这是一篇很值得注意的作品.
汪曾祺六十岁后的许多小说散文,在他二十多岁的作品中多有提及,或者如同早年埋下的种子,只为晚年来开花结硕果.汪曾祺不写日记,六七十岁写文章时,这些早期作品,他手头也多未存,说明所写都是他记忆极为深刻的部分.1946年写过《街上的孩子》,其中写到的二十多个祈雨的孩子和那个在关金券上系绳子的孩子,一直深藏在他记忆深处,经过几十年的发酵后,终于又出现在他的小说中了.汪曾祺写作,都是先打好腹稿,坐在沙发上构思,一动不动地坐着.说是在构思,倒不如说是在回忆,回忆从小生活的高邮,生活了七年的昆明,回忆生活过的张家口等
你看他,二十一岁写诗时有落款“昆明雨季开始的时候”.昆明的雨,他留意了几十年,再看《昆明的雨》,也就不奇怪了.他二十多岁对草木就格外关注,待重新拿起笔来写作时,给朱德熙写信,附的就有写关于草木的文章.汪曾祺的创作,自始至终,一脉相承.只是,对他早期作品研究得还远远不够.本书附录收了芳菲、李光荣、解志熙、苏北等人的研究文章,对我都是解惑之文,尤其解志熙的《出色的起点——汪曾祺早期作品校读札记》,对汪曾祺早期作品的分析以及对晚年作品的影响等论述,让我倍受教益.只是奇怪为何没把裴春芳的《雅致的恣肆与生命的沉酣——汪曾祺早期佚文校读札记》也一同附录.
现在的人多喜欢、讨论六十岁以后的“汪老”,却忽略了汪老也有小汪的时候,如芳菲文章所言,大家忽略了汪曾祺也曾年轻过,要学也应该学二十六岁的汪曾祺啊.那种静穆与血性的密集交织.
你看他写《昆明草木》,有一点年轻人的俏皮,这种俏皮到了六十岁以后,就是冲淡.这样的感觉,在对比着读他早年晚年的小说时,更明显.
前几年,我看汪曾祺的《天山行色·伊犁闻鸠》,就很奇怪他对斑鸠的叫声很关注,在短短的文章中,对他生活过的地方都有所提及,都和鸠声有关：
我的童年的鸠声啊.
昆明似乎应该有斑鸠,然而我没有听鸠的印象.
上海没有斑鸠.
我在北京住了多年,没有听过斑鸠叫.
张家口没有斑鸠.
我在伊犁,在祖国的西北边疆,听见斑鸠叫了.
斑鸠的叫声真让此时已六十二岁的汪曾祺高兴.然而,看《汪曾祺早期逸文》时发现,他早在1947年的作品《飞的》就对斑鸠格外关注,1948年他还发表过一篇《斑鸠》,难怪三十多年后,他行走到了伊犁,在住的宾馆院子里听到斑鸠叫声,就引起了他的乡思.这乡思,思的是他住过的高邮、昆明、上海、张家口、北京等
1943年,汪曾祺二十三岁,他在《〈烧花集〉题记》中如此写：我本有志于说故事,不知甚么时候想起可以用这种文体作故事引子,一时怕不会放弃.这种文体是散文,他晚年说自己写散文是搂草打兔子,果然如他所言,一时怕不会放弃,这“一时”就是一辈子.
正如苏北所言,汪曾祺大量早期逸文的发现,文学价值不可低估,因为这些材料是兼具文献性和颠覆性的.读他的这些早期作品,写得那么好.原来,他年轻时就那么好.
为汪曾祺的文学史意义正名
在笔者多年阅读汪曾祺过程中,感觉汪曾祺真是一个难以归类的作家,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多年来,关于汪曾祺的《受戒》及之后的作品研究较多；但近年来的汪曾祺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大,汪曾祺早期作品正在不断地被发现和研究,可以想见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将很值得期待.
汪曾祺的难以归类并不是说就不能归类.汪曾祺自己在文章中就曾谈到过这个问题.在写于1988年的散文《西南联大中文系》中,他这么写道：“如果说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一点什么‘派’,那就只能说是‘京派’.西南联大有一本《大一国文》,是各系共同必修.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汪曾祺认为这是“一本‘京派’国文”.所以当严家炎把他算作最后一个“京派”时,汪先生便认为这是跟他读过西南联大有关,“甚至是和这本《大一国文》有点关系”,因为这是他“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
基于此,当我得知学者方星霞将汪曾祺纳入文学史的视野并放在京派文学这个背景下进行研究,写成了《京派的承传与超越：汪曾祺小说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版）一书后,便赶紧找来拜读.读后,对我的启发很大.
要研究汪曾祺的小说,从京派这个角度来展开,确实是首选的研究视角.尤其方星霞对京派文学及代表作家废名和京派诗歌理论等多有研究,所以写起京派中的汪曾祺来,真是得心应手.作者方星霞认为把汪曾祺及小说置于整个文学史中去考量,从京派的角度来研读汪曾祺的小说是颇有深意的,因为只有从这一点切入,才能反映其作品的文学史意义.反过来看,也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入地了解汪氏的作品.《京派的承传与超越：汪曾祺小说研究》一书即是为汪曾祺作品的文学史意义在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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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论汪曾祺的文学批评观和批评实践 摘 要：汪曾祺的文论著作中，有关文学批评的内容占有很大的比重。其中一部分表达了他对文学批评的基本主张，提供了诸多非常富有价值的思考；另一部分是。
2、 论汪曾祺的小说和传统文化 内容摘要：汪曾祺是当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作家，他的小说寄寓了对平凡小人物的同情与怜悯，其文学创作中体现的人道主义关怀和对纯真自然人性的呼唤，与儒。
3、 汪曾祺聊斋新义对瑞云的改写 内容摘要：蒲松林的《聊斋志异》把重点放在了对“刺贪刺虐”和“笑骂”的挖掘上，在人和人心方面的表现则不够细微曲折。汪曾祺的改写就是想做个转变，多。
4、 汪曾祺结缘上海小史 小引从1979以短篇小说《骑兵列传》“复出”到1997年5月16日去世，是汪曾祺第三个也是最后成熟的创作阶段，头尾十八年。前两个阶段，一是四十。
5、 从受戒看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质 摘 要：汪曾祺的小说中，糅和了文言、民间口语与当代各行业的熟语，具有丰富的文化含量，是对现代汉语的杰出贡献。汪曾祺在用语方面有着独特的创造，诸如。
6、 1995:专访汪曾祺 我做过多年电视编导，写过这样一段电视解说词：“一位高邮籍作家在《我的家乡》一文中写道：‘我的家乡不只出咸鸭蛋。我们还出过秦少游，出过散曲作家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