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PPP模式行政监管权之生成逻辑配置是适合生成逻辑配置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生成逻辑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摘 要：行政监管权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政府所享有的核心权力,在PPP项目推进过程中,同为国务院权力分支且有不同权力范围和部门利益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财政部基于本部门利益的考量,意欲借政策主导甚至立法牵头将监管权整合到本部门,可能形成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中双重监管主体,呈行政主导立法倾向,偏离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行政监管权生成逻辑,将造成法律不和谐不统一.现实立法实践中呈现的重视立法信息主张立法的广泛参和、有效互动和利益权衡的博弈立法有可能纠正现实中的行政立法主导偏误,使PPP模式立法中行政监管权制度设计符合其生成逻辑.
关键词：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行政监管权；公共利益；行政主导立法；博弈立法
2014年9月国务院颁发《关于加强地方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明确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作为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之重要举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财政部基于行政落实政治的需要,各自从投融资机制体制改革和控制地方债务防范财务风险视角出台系列文件,规范和指导PPP具体实践,并借出台政策之权力将PPP模式监管权纳入本部门,大有政策博弈之势.2015年4月25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六部委共同颁行《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之部门规章,随后财政部向社会颁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法（征求意见稿）》,政策博弈演化为立法博弈.立法博弈中两部门都意欲从自身职能和PPP某一侧面的表征出发,争夺PPP模式的监管权,力图巩固、强化、拓展部门权力,形成行政主导立法之态势.2016年来,不同部门专家分别为立法博弈中试图主导PPP立法的不同方之合法性和正当性进行论证,财政部财经科学研究院课题组公开发表研究文章,鲜明表达“财政部牵头PPP立法必要且可行” 观点；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法规司副司长张治峰2016年7月在京出席“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发展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其主题便是“对PPP统一立法 划归特许经营法下”,更加鲜明地主张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可籍其在特许经营中的立法主导地位主导PPP立法. 理论学者或专家力推相应的行政主导立法,各有其观点和立场,且针锋相对,这应引起关注和研究PPP立法的学者和立法者们的思考.本质上看,两部委争抢立法主导权并尽力排斥对方的相应主导权,力图主导PPP模式立法,是重拾行政主导立法模式.核心在借助立法之利益分配尤其是权力配置机制争夺PPP模式的政策制定权和相应监管权,是一种巩固部门权力的思维外现.面对此种客观现实,特别需要对PPP模式的政策制定和相关监管权尤其是监管权的生成机制进行应有的理论厘定,进而探索出PPP监管权的生成机理,并以此为基石,进一步分析行政主导立法和这一机理的不吻合性和不融洽性,探讨符合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行政监管权生成逻辑的立法模式.当下,此任务是理论回应现实和澄清某些理论偏误的应有使命.
一、保障公共性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行政监管权之生成逻辑
PPP模式是政府和社会资本以合作协议为基础共同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一种合作伙伴关系和制度模式,是公共行政和公共物品供给方式之创新.他改变了过往由政府垄断公共物品的传统行政模式,型构了公共物品供给方式现代转型的逻辑结构：政府提供——合作协议——公私合作提供,这一逻辑结构中所蕴含的公共性衍生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的行政监管权.
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是现代国家的基本义务和公共行政的基本职责,在传统的管制行政模式下,国家这一行政任务通常由政府借助国家财力和强制力直接践行.随着公共物品范围的拓展和内容的丰富,国家直接提供公共物品的模式面临了不易化解的财政压力和不可避免的质量和效率问题,难以承继.“尽管管制在一定程序上缓解了经济发展引发的许多矛盾,但仍然因其管制费用高,程序不公正、复杂而不宜利用,缺乏 性和合法性等受到猛烈批评.” 尤其是福利行政和给付行政时代的到来,这种批评更加尖锐,改革公共物品提供方式成为政府职能转变中的核心话题.在西方经历了私有化、规制缓和再规制之后,作为公共行政改革和公共物品供给方式创新的公私合营新模式（PPP模式）引入公共行政领域,PPP模式本质上作为公共物品供给方式创新机制在各国广泛应用.
公共物品供给方式创新是政府开放公共物品的垄断供给模式,允许社会主体参和公共物品供给,但并非政府将公共物品供给的国家义务悉数转让给社会主体,仅是放开供给方式,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基础义务并未改变.“在现代宪法国家中,国家对于行政任务之履行恒负有责任,且并不会因执行机构之法律形式而有所不同” “因民营化项目的国家任务属性并未改变,只是程度不等地由私人参和履行罢了” .不过因私人对公共物品供给的参和,国家义务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其重心由政府直接提供演变为国家保障公共物品的质量和效率及防止私人提供者损害公共利益之义务.具体来说,政府或者其他公共部门在PPP项目中需担负起私人和社会执行公共物品提供任务合法性之责任,尤其需要积极促进公共物品提供符合一定公益和实现公共福祉之责任 .私主体参和公共物品提供的内在动力是其逐利本性,PPP项目对其吸引力的核心在于能够获得可预期的利润.然“个人利益的过分扩张不仅仅会损害到其他个人利益,还可能有损公共领域所代表的公共利益,公法对此不能袖手旁观、无动于衷.为了保证公共领域不被侵蚀,一方面要防止政府权力对于市民社会自治空间的侵略；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市民社会对个人利益的追逐无限扩张.” PPP项目中经营者尤其是私主体经营行为罔顾公共物品供給公益性,肆意畸形追求自我利益时,国家应当坚守公益至上原则介入私主体损害公共利益之经营活动,当社会资本“无视经营协议、畸形追逐利润,以及其他侵害公共利益之虞情形,国家不得置若罔闻,而应视情况予以监管,甚至予以接管” .同时,PPP项目所涉及的范围多为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以及能源、交通运输、水利、环境保护、市政工程等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这些领域多牵涉到公众的基本权益,其公益性和公共性更为突出,国家对其承担保障责任尤为必要.再者,在现代社会任何企业都负有社会责任和应承担相应的社会道德评价,当私主体在公共物品提供过程中偏离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时,国家也应当对其行为进行应有的纠正.“国家系经由大致的条件设定以及相关结构性的要求而影响私人,促使公共福祉有关的目标能够收到应有的调控而为落实”, “受管制的公用事业要接受包括价格管制、服务质量要求、公共运营商管制在内的多种管制约束.” 这就衍生了国家对PPP模式运行中的监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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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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