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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以人物为中心的研究体例为学科发展和法律思想的传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后来逐渐转向以问题研究为中心、以法理阐释为目的的研究方式,并衍生出法律思想史的国学、法哲学、部门法和法文化等研究维度.作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继往开来的传统法律思想研究应该在构建“中国”语境下的现代法学图景过程中产生更大的价值.
关键词：传统法律思想国学法哲学法文化
中图分类号：DF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30（2013）06-0117-07
一、人物和问题：法律思想史研究的体例变迁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宏富而深邃,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制度构建和社会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法律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治理方式,和道德礼仪相辅为用,在历史发展中一直受到特别的重视.①虽然近代以来的法律变革导致了中华法系的消亡,但作为民族文化重要内容的传统法律思想却难以从人们的意识中自然消失.在建立近现代法学的过程中,中国法律思想史成为法学基础性学科,百余年来对传统法律思想的教育传播和研究,勾画出一条从人物中心到问题中心的发展路径.
（一）学科的创建及其发展成就
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对于传统法律思想的关注,是和西方法学在中国的传播几乎同时发生的.尚在戊戌变法之前的1896年,梁启超曾作《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制度和观念的落后,法学即为此落后现象之一例,他在文中高呼：“今日非发明法律之学,不足以自存矣等吾愿发明西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中国；又愿发明吾圣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地球.”②在他看来,中西法律文明各有所长,可以互为补益.1904年,梁启超又撰成《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和《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两文,分别从法理和制度两方面解读中国传统法律,可说是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法制史学科设置的首次阐释.梁氏认为,面临“大革新时代”,既需要博采西方法学之长,亦要研究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以西方法学研究为进路,对中国传统法的概念、起源、学派观点等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分析,重点论述了儒家、法家、墨家的法律主张,并将之和西方法学观点进行比较,开启了近代意义上的法律思想研究之序幕.
1936年,杨鸿烈出版专著《中国法律思想史》,这是第一部冠以“中国法律思想史”字样的学科通史性著作,对于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的初创具有奠基性意义.杨氏曾入清华大学国学院学习,受业于梁启超等名师.他还兼具世界眼光,将中华法系置于世界法律文明史中加以考察.这部《中国法律思想史》共分为五章,分别是：导言、殷周萌芽时代、儒墨道法诸家对立时代、儒家独霸时代、欧美法系侵入时代.该书的写作体例是以历史时代为经,学派人物为纬,专题研究为内容,既条理清晰,又言之成理,成为后世研习中国法律思想史专业的必修书目.③这部著作对于“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的定义、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都有较为客观准确的认识,初步勾勒出学科的主要框架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作为法学的一门基础性学科,同时也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中国法律思想史自20世纪诞生之后直至当代,其发展轨迹呈现出马鞍形的轨迹,先后经历了两次发展高峰,第一次是在20世纪初、中叶,第二次是在20世纪 十年代.④两个阶段的时代背景有别,指导理论不同,发展特点不同,研究内容各有侧重.但是,两个阶段都是在政治和社会发生转型的背景下产生,转型的直接动力来源一方面是面对新的危机情形下自觉的理论反应,另一方面是对于传统的继承和省思.
传统法律思想研究的大繁荣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的蓬勃发展,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果显著,从1978年至今的35年间,已经发表相关论文5000多篇,出版专著200余种、教材70余部,工具书10余种.⑤由梁启超、杨鸿烈开启端绪的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在之后的百余年中,经历了兴盛、曲折和繁荣,时至今日,已然成为当代法学研究者汲取知识营养、建筑“中国”法制和法学大厦的学术资源.
③该书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其后多次重版.迄今可见的版本还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台湾地区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1993年版,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1998年影印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
④参见马小红：《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的设置和发展》,载《法律史论集》（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
⑤该数据结果是根据中国期刊网、《中国法律年鉴》统计而得出.
⑥据统计,在20世纪上半叶,对于先秦法家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成果较其他学派为最多,著作有陈烈《法学的政治哲学》（上海华通书局1929年版）、陈启天《中国法家概论》（中华书局1936年版）和《韩非子及其政治学》（独立出版社1940年版）、荣肇祖《三晋法家的思想》（重庆史学书局1944年版）、洪嘉仁《韩非子的政治哲学》（重庆中正书局1944年版）；论文有宗韶《先秦法家的道德观》、《先秦法家的人治论》、《先秦法家的势治论》（分别载北平《华北日报》“中国文化专栏”1935年12月15日、22日,1936年3月8日,1936年5月3日）、吴南秋《法家学术源出道家论》（《民治月刊》 1938年4月第9期）,吴锡泽《法家之国家论》（《新政治》1940年12月第5卷第2期）、韩梅岑《法家之政治哲学》（《学海》 1942年第7—10期）、何隼《管子之法治思想》（《新政治》1943年第7卷第2期）、郭沫若《韩非子批判》（《新文化》第1卷第3—9期, 1945年11月至1946年2月）、陈行健《论我国法家的法治主义》（《中华法学杂志》第5卷第6期, 1946年11月）、张益弘《中国法家思想之特征》（《法律评论》第15卷第10期,1947年11月）、曾思五《韩非法学原理发微》（《法学月刊》第5期, 1947年11月）.对先秦儒家的法律思想研究未见专著,研究论文有沈玉清《论儒家的法律观》（《东方杂志》1941年第5期）、曹德成《儒家非讼的法律思想及其影响》（《中华法学杂志》第6卷第3期,1947年7月）.对先秦道家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研究亦未见专著,论文则有梅仲协《老子和管子的法律思想》（《中华法学杂志》第6卷第4期,1947年7月）.通论性的著作,有丘汉平《先秦法律思想》（光华书局1931年版）、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王振先《中国古代法理学》（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絮明书店1937年版）、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蔡枢衡《中国法律之批判》（正中书局1942年版）、秦尚志《中国法制及法律思想史讲话》（世界书局1943年版）、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下）（国立编译馆1946—1947年版）、蔡枢衡《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河北省第一监狱1947年印刷）；主要论文有钱穆《中国人之法律观念》（《思想和时代》1942年第8期）、杜守素《中国古代由礼到法的思想变迁》（《中苏文化》第17卷第1期,1946年1月）、居正《中国法哲思想之变迁》（《中华法学杂志》第7卷第8期,1947年11月）、杨柳《中国法律思想渊源》（《中华法学杂志》第6卷第1期, 1947年6月）.以上统计数据根据曾宪义、范忠信主编的《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通览》（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图书文献查询得出.（二）从学派人物出发的法律思想史研究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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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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