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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笔者整理上海图书馆收藏,遇到一件褚德彝旧藏汉建宁四年（171年）《孙成买地券》拓本（图1）,卷轴装,画芯宽37.5厘米,高140厘米.内有端方、李葆恂、罗振玉、黄士陵等人题记.此买地券原件为山东陈介祺旧藏,传拓少见,以为至宝,欣喜万分.从拓本观之,该买地券高约39厘米,宽约4厘米,如一把戒尺状,券上镌刻三行铭文,共百余字.铭文曰：
建宁四年（171年）九月戊午朔廿八日乙酉,左骏厩官大奴孙成从洛阳男子张伯始买所名有广德宁部冢百田一町,贾钱万五千钱,即日毕.田东比张长卿,南比许仲异,西尽大道,北比张伯始.根生土著毛物,皆属孙成.田中若有尸死,男即当为奴,女即当为婢,皆当为孙成趋走给使.田东西南北以大石为界.时旁人樊永、张义、孙龙、异姓、樊元祖皆知券约,沽酒各十千.
目前所知,传世确实可信的汉代买地券约有五六件,其铭文大多相近.内容无外乎由以下几部分组成：土地买卖年月、买主和卖主姓名、土地面积与地价、购买土地的范围、旁证人姓名等等.
《孙成买地券》铭文看似现实生活中的一份土地买卖文书,但事实并非如此.“买地券”是一种向地下鬼神购买阴间土地的凭据,属于随葬明器之一.将买地券埋入坟墓,象征着由亡人随身携带并执守契约,地下鬼神才能予以接纳,亡人与地下鬼神间的土地买卖契约才可能生效.它不同于世间一式两份的买卖双方互相持有的契约,亦无须子孙后代珍重保存,只需直接将其随葬埋入坟墓即可.
铭文中的买地人“孙成”不是活人,而是亡者,即墓主人.其卖地人“张伯始”以及旁证人“樊永”“张义”“孙龙”“异姓”“樊元祖”等也是早已亡故之人,均是鬼魂,还可能就是与孙成墓葬相邻的墓主.其中卖地人“张伯始”的墓地,不是距离“孙成”墓地最近者,就是附近占地最大的墓地.殁亡人之所以要向地下鬼魂来购买墓地,其目的就是求做到冥间的承认与保护.
至于券文所记孙成墓地的四界,所谓“田东比张长卿,南比许仲异,西尽大道,北比张伯始”云云,这些四界相邻的人也都是亡人.所列四界并非指孙成墓地与“张长卿”“许仲异”“张伯始”等人的田产相邻,而是与他们的墓地相邻.
买地券规定的所出卖内容,除土地及土地上的所有“根生土著毛物”外,还有田中“男女尸死”.约定田中“男女尸死”将被作为奴婢,一同卖给买地人孙成,供其“趋走给使”.这就是买地券是一种“冥契”而非人世间契约的最直接证据,同时亦佐证了其买卖双方、旁证者均为亡人的事实.
买地券起源于西汉时期的民间巫术,书写者主要是巫觋（xí）.汉代买地券一般刻于铅板或玉版之上,利于在墓中久存.其铭文所涉及的土地买卖内容与现世实际的土地面积、土地无关,不具有现世的法律意义,仅具冥世的象征意义.东汉以后的买地券融入了更多的迷信成分,多用方术家言,皆用 “天帝”及“如律令”字样,与世间土地买卖合同差距越来越大,其买地性质亦越来越淡,镇墓性质越来越重.此类镇墓文字亦被镌刻或书写到瓶、罐或瓦缶之上.
说完汉代买地券实物的功能与性质后,再来回看此件《孙成买地券》拓本卷轴.光绪末年,褚德彝（礼堂）购做到《孙成买地券》拓本为后,以为奇货可居,爱不释手,即装裱成卷轴并先后延请多位名家题跋（图2）.拓本左侧留有端方题跋,文曰：
《汉建宁买地铜券》不详其所自出,从来著录家皆未之及.礼堂大令（褚德彝）谓做到之申江估肆,余审纸墨甚新,使为真品,必近时出土者.特喜其字体与《杨绍瓦莂》相类,其文义亦与弊藏《建初玉版》相出入,而其为器又适与英人所藏二千年前《印度人买地铜券》相应.他日若做到亲见是宝,与礼堂互相印证,其为忻快何如也.端方记.
此器物出土较晚,拓本又新出,过去鲜有著录研究者,故端氏题跋的态度十分谨慎.对此器是否属于汉代真品,一时尚无把握,只提出自己经眼的几件同类器物略做比较而已.当年端方应该算是金石界最见多识广之人,此跋亦可见一斑.其中,端方提及一件《杨绍瓦莂》,为晋太康五年（284年）刻制,晚于《孙成买地券》110余年,其外形如砖瓦状,类同剖竹,且有竹节装饰纹,两者的铭文、器形、材质均不尽相同,唯字体略有相似处,皆属民间“穷乡儿女”体（图3）.因此,这两件器物可比性不大.
而端方家藏的《建初玉版》倒是与《孙成买地券》极为相类,此玉版买地券刻制于东汉建初六年（81年）十一月,又名《武孟子买地玉券》,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买地券.玉券铭文曰：
建初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乙酉,武孟子男靡婴买马熙宜、朱大弟少卿冢田.南广九十四步,西长六十八步,北广六十五,东长七十九步,为田廿三亩奇,百六十四步.直钱十万二千.东陈田比介,北、西、南朱少比介.时知券约赵满、何非,沽酒各半.
《建初玉券》与《孙成买地券》铭文极为相类,只是前者看不到丝毫迷信成分,与现世土地买卖契约无异,相信《玉券》最初出土时,一定会被误认为汉代活人间的土地交易凭证.但是,现在参照《孙成买地券》,其为冥器的性质还是一目了然的.
端方此跋未署年款,笔者最初从题跋位置推测,端跋题写的时间应该为本卷最早者.但是,端跋中还提及“英人所藏二千年前《印度人买地铜券》”,据此可知,此跋的题写时间当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八月以后.因为1905年12月至1906年8月端方受命出访欧美考察宪政,英人藏品只能是在出访途中所见,故此跋必在端氏回国之后所题,时间约在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应该与拓片右侧褚德彝的题跋同时.因已见有褚氏年款,故端氏此处省略之.
在《孙成买地券》的左下角,光绪二十八年又添李葆恂题记,即在端方题跋的正下方.笔者本以为李跋晚于端跋,现在看来本卷题跋当以李跋为最先,李氏谦让故题写于卷轴最下方（图4）.其文曰：
此券小隶古劲与匋斋尚书（端方）所藏《阳三老石堂刻石》至相似,文字古雅,则《王子渊僮约》之亚.礼堂道兄（褚德彝）精究金石,倘竟访做到是器亦一快也.光绪壬寅（1902）七夕,李葆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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