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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之死不是因意气之争而遭遇的死,也不属于那种“不自由,毋宁死”的死.意气之争大多源于某一件具体的关涉名或利的事,故随着事情的过往,意气之争所致的死并不具有历史的恒久性.显然,苏格拉底之死不是这样.苏格拉底是雅典城邦的公民,他享有城邦公民的基本权利,甚至还有机会跻身于城邦主政者的行列,参与城邦的公共生活与政治生活,所以他并非为争身心自由,去做飞蛾扑火般的奋勇者.苏格拉底是一个哲人,他的死是哲人之死,虽然他的确是被雅典法庭以280票胜221票宣判了死刑.
关于苏格拉底之死,最佳的记载无疑是柏拉图的《申辩》.《申辩》名为“申辩”,但实际目的不在申辩,不在于简单记述苏格拉底为了澄清自己而击破梅雷多等人的控诉,戳穿他们的伎俩,这一点可以从“申辩”的写作有意分成第一次辩护、第二次辩护、诀别辞的框架看出.第一次辩护乃针对梅雷多控诉的两大罪状而做出;第二次辩护是苏格拉底不服梅雷多的死刑建议,希望改判其他处罚而做出;诀别辞则是因为第二次表决比第一次多了80人赞同苏格拉底有罪,即360人同意判决他死刑、141人同意对他处以罚款,苏格拉底获知结果后内心几近悲凉,满怀慷慨陈言向雅典法庭做最后的告别.《申辩》结构的三个部分紧紧围绕着“死”的议题,清晰地勾勒了致使苏格拉底走向死亡的内外缘由,并将其要素的矛盾方面揭示出来,因而说“申辩”在于阐发苏格拉底以身试法的哲学生活和这一哲学生活在城邦政治中的不合时宜.之所以称不合时宜,不是说苏格拉底落了伍,而是他走在时代前列,暂时还没有人跟上他——结果苏格拉底从容地走向死,他竭尽所能以他优雅的姿态展现了哲学生活的先驱者形象,更是展现了智者的尊严.
一、“说真话”与哲学生活的本分
在《申辩》开头,苏格拉底以“说真话”为由,这样来反驳青年梅雷多的控诉：“听了原告的控诉,雅典公民们,各位心里怎样想,我不知道;我感到简直认不做到我自己了.他们说做到天花乱坠,可就是几乎没有一个字是真话.在那些假话中间,最使我吃惊的是他们居然说,你们必须小心提防,不要上我的当,因为我能说会道.我想这话说做到真是无耻之尤,是他们害怕我拿出事实的证据从而立刻揭穿他们的谎言.我将表明自己完全不是能说会道,他们如果把说真话的人说成能说会道,我可以同意自己是个会说话的人,比他们会说做到多.他们的话里没有一点真东西,你们可以听做到出,我说的只有实话,没有别的等以实道实是说话人的本分.”[1]苏格拉底一开始就提醒审判官们,原告编造谎言,言无实指,而自己一贯信守说真话的原则,“以实道实”,这是直击梅雷多等人起诉不实的软肋.苏格拉底不但信守说真话的原则,而且将这一原则贯穿到实际行动当中.从苏格拉底后来重点提到的教育青年和虔诚等问题来看,他对“说真话”原则的理解和实行都是具体地内化在他的哲学生活之中.即是说,对于苏格拉底个人而言,“说真话”是他言行一致人生操守的要求,也是他的哲学生活的要求——苏格拉底通过他自己,将他的哲学生活定性为“说真话”,定性为“说真话”是说话者的“本分”,也是道出了哲学生活贵在求真的真谛.可是,正是“说真话”、求真的哲学追求将他推向了死亡之路.
依照《申辩》的第一次辩护词,苏格拉底已经了然于心先后有两股力量（诬陷者）非常不满意自己的求真哲学追求.前一股力量人数众多,一直以来就在攻击苏格拉底.他们攻击的直接结果就是许多人轻信他们的谣言,人们根本不用自己的大脑判断就盲目地追随那些造谣生事者,以至于他们从来不曾接触到苏格拉底却会认为他是一个不值做到信赖的人,他“对天上地下的事无不钻研,能把没理的说成有理”.[2]后一股力量则因前者因势利导和“潜移默化”,他们以梅雷多（Meletus）、安虞多（Anytus）、吕贡（Lycon）为代表,这一股力量直接将苏格拉底推向雅典法庭,控诉他“作恶多端”“毒害青年”“不信本邦崇信的神灵,另奉新的灵机”.[3]苏格拉底的第一次辩护与这两股力量针锋相对,同时,他还清醒地意识到他的辩护可能无济于事,甚至孤立无援——他不但要直面这两股力量,还要直面这两股力量所造就的“民心”和代表的“民意”.苏格拉底说,“梅雷多为诗人出气,安虞多为工匠和政客报仇,吕贡为演说家翻案”,[4]这个事实是基于苏格拉底追求智慧做到罪了诗人、工匠、政客和演说家一类人物.这一类人物显然构成第一股力量的主要部分,现在以梅雷多为代表的诬陷者正式起诉苏格拉底势必集中了一切反苏格拉底的新旧力量.苏格拉底在辩词当中称陪审团成员为“雅典公民们”,就是明证.这一称呼既是提醒了陪审团成员们苏格拉底所要挑战的对象,又表明了苏格拉底和他们之间的疏离关系.苏格拉底清楚,经由两股力量的引导,雅典城邦已经采取敌对的态度来设法清除自己这个他们心目中的异类分子.
当苏格拉底宣称：“我虽然活到七十岁,还是第一次上法庭,不懂这里的说话规矩,是个大外行.”[5]他是将自己当作走入法庭的陌生者、局外人,他不谙熟此时法庭中的“法律语言”,也不以为然.然而,苏格拉底毕竟走进了法庭,他要以“外行人”的语言来澄清自己.这样,“外行人”的语言和冰冷的“法律语言”发生了交锋、碰撞.一方面,苏格拉底因梅雷多等人的指控走进法庭,对此苏格拉底是被动卷入;另一方面,苏格拉底在澄清自己的同时变被动为主动,及时借机阐明了自己的哲学追求,不但给梅雷多等人上了一课,也给“雅典公民们”上了一课.在苏格拉底开始的法庭训导课里,“外行人”的语言和“法律语言”的矛盾之结扎紧起来,这个矛盾之结是苏格拉底和“雅典公民”之间距离的彰显.苏格拉底没有担心因为使用“外行人”的语言而激怒众生、没有担心因为激怒众生而惹火烧身,他更没有因为惧怕死亡而放弃自己使用“外行人”的语言的权利.这样,他就相当主动地给自己下了死亡通知书.
苏格拉底“以实道实”的辩词表明,梅雷多们所捏造的罪行不但意味着他们歪曲了苏格拉底一以贯之的哲学生活和哲学追求,而且对构成哲学生活重要内容的青年教育和神灵崇敬并无兴趣了解.在《申辩》的第一次辩护当中,苏格拉底和梅雷多的直接交锋即便不是出于澄清自己的需要,也能昭示他的意旨所在.苏格拉底是这样来明确他的意图：“雅典公民们,我并没有梅雷多所指控的罪过,我觉做到用不着更多地来为此申辩,我说的这些话就足够了.你们可以相信我以上所说的是真话,我蒙受了很大的仇恨,很多人心里对我的深仇大恨.要是给我定罪的话,这就是定罪的原因;原因并不是梅雷多,也不是安虞多,而是众人的偏见和妒忌.这已经毁了别的好人,我想还会害人,不必担心它会到我为止.”[6]在苏格拉底之前,有不见容于雅典城邦的阿那克萨戈拉,他的被驱逐其实因“众人的偏见和妒忌”所致.苏格拉底认为,“众人的偏见和妒忌”让好人遭殃,让造谣生事、满嘴谎言、恶意中伤的人左右逢源.他对比梅雷多和自己,发现梅雷多利用“众人的偏见和妒忌”而有意模糊事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梅雷多不是占有真理,而是将“众人的偏见和妒忌”视为真理,以迎合他们.在苏格拉底看来,真理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甚至在个别人手里,原因不在别的,而在于追求真理、追求智慧的人知道自己的不足,知道自己的无知,他会冒着死亡和危险来捍卫真理.苏格拉底在指出雅典公民的“偏见和妒忌”之后,坚信自己就是以实际行动来捍卫真理的人.这样的人,“他行事的时候该当思考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自己做做到对不对,是好人还是坏人”.苏格拉底坚持：“雅典公民们,真理就是这样：一个人的职位在哪里,不管这是自己选定的,还是上级指派的,他都应该坚守那里,而对着危险,不考虑死亡,也放弃其他顾虑,决不让荣誉受到损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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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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