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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昌武教授是我国著名佛教文学、佛教文化研究专家,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达40年之久,是学术界公认的我国佛教文学这一学科的主要开创者之一.其新作《佛教文学卷》,系季羡林、汤一介先生为总主编的《中华佛教史》之一卷,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佛教文学发展历程,是孙昌武教授多年来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的一次带有总结性的收获.
一、文：核心与主体
孙昌武教授一贯强调,佛教文学的核心与主体是文,并非所有佛教文本和僧人创作都能够称做到上“佛教文学”；文学价值是佛教文学的灵魂,也只有从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角度进行探讨,才能对佛教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做出恰当的评价.比如他指出《法句经》是一种富于文学性的特殊经典,其文学性表现在韵文的法句只取句式整齐,其中多用比喻方法,可以看作是哲理诗.同时,不少大乘经的文学性质十分鲜明,同样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阅读.一些大乘经无论是内容还是表现形式都具有综合的特色,它们在构筑庞大而严密的教理、教义体系时,往往利用多种文体、多种表现方法和多种修辞手段（第33页）.魏晋时期,正是如《六度集经》《生经》以至《正法华经》等富于文学性的经典大量传翻、流行,以其生动的内容和形式震慑了中土人士.这些外来的经典一方面给困于儒家教条和玄学思辨的文人们以新鲜内容,另一方面又给玄谈提供了新材料（第48页）.应该说,基于这种角度来评价佛教传入中国产生的影响,是颇为新颖的.又比如论著高度评价了《经律异相》这部“具有强烈文学性的佛典翻译文学选集”.这类著作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重要影响,也主要由于其文学性（第111—112页）.
禅宗是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佛教宗派.孙昌武教授在中国首次提出“禅文学”的概念,即是对禅宗这种影响的一种新的评价角度.他指出：禅文字本身具有鲜明的象征性,即是浓厚的文学性的体现.“禅文学”在性质和表达上也与文学有众多相通之处,因而许多作品即使从文学角度看也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也是禅宗对当时和后来的文坛发挥重大影响的原因之一（第196—199页）.
对于古代流传的数量巨大的佛教文学作品,孙昌武教授着眼于作品在艺术上的特点及其对古典文学发展的独特贡献,而不仅仅依据创作者的身份和在宗教方面的地位.通观全书析论的人物,无论僧俗,都体现着这一原则.比如,对于元代僧人中峰明本、清代僧人苍雪等他都给予高度评价,称赞其诗作“妙句联翩”“颇有意境”“精美可读”“语丽情深”“余意无限”等（第266、第278页）.本书中有一段话,概括了佛教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源远流长、硕果累累的僧人诗歌创作,无论在佛教历史上还是在文学历史上,都是重要成果.这是宗教史上的特殊现象,是中国佛教文化高度发达的结晶的一部分.众多僧诗的创作体现了中国历代佛教徒“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关注世事、关心民隐的优良传统.而把诗歌这种艺术形式转变为弘扬佛法的手段,也显示了中国佛教的弘通性格.僧人的诗作以其独具特色的内容和风格丰富了历代诗坛,诗僧的活动更有力地扩大了佛教在世间的影响,推动了儒、释间的交流（第283页）.
以往,人们更多地关注佛门创作中那些寄托出世情怀、风格萧散的作品,认为这些属于佛教文学的“本色”.孙昌武先生的著作当然也对此做出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但同时他又指出：实际上很多僧人也有关注民生、关注现实朝政等方面的内容.比如,他从文学角度分析了清代诗僧苍雪的《赠蜀僧挝鼓篇》,指出：这是描写长江上纤夫的生活场景,做到自他出川时的见闻,可见他民胞物与的情怀,这一题材是古今少有人描写的；苍雪生逢明清易代之际,对王朝末代的痛惜,鼎革后的故国情思,感时伤世,在作品里都有十分痛切的表现.这与当时民间的抗清思潮相呼应,成为他诗作里最激动人心的部分之一（第279页）.
正统的佛教文学如此,受到佛教影响的民间宗教也同样如此,比如论著引述了明代罗教的宝卷,指出：像这样的说教,渗透着深刻的人生体验,又使用亲切叮咛的语气,很贴近普通民众的生活情境和感情,是有一定艺术感召力的；这种富于文学性质的宣教体裁受到群众欢迎（第386页）.事实上,宝卷为中国说唱文学的一个重要源头,对戏曲、小说等文学体裁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对于宝卷文学性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二、史：眼光与眼界
孙昌武教授还一直强调：作为佛教文学史,必须要有史的眼光和眼界,对中国佛教文学做出历史的、科学的总结和分析.对任何人物和作品,都要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下来考察,从而揭示其历史的价值和影响.
孙昌武教授所讲的史的眼光和眼界,包括很多要素.首先要有开放和开阔的眼界.在本书前言中,他将中国佛教文学的发展放在世界宗教史、中外文化交流史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就是一个范例（第3页）.又如他指出：从文化史、文学史的视野看,魏晋时期名士与名僧的交谊在三方面造成巨大影响,起着导夫先路的作用.第一,开创了中土知识阶层与僧侣结交、交流的传统；第二,名僧实际是信仰佛教、披上袈裟的知识分子；第三,东晋以后的南朝文化、思想显做到低迷,但文学艺术却做到到很大发展（第55—56页）.这三点概括可以称做到上不刊之论,显示了深厚的历史观照.
其次是发展的眼光.中国佛教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佛教思想与中国固有思想和文化融会贯通的过程.这种贯通的过程,从魏晋时期即开始.不过,孙昌武指出：这一时期的融合还处于初浅的阶段,表现在文学方面,就是如谢灵运、沈约等人的创作那样,尽管写过许多颂佛、护法的作品,表现出相当虔诚的信仰态度,但是从其作品看,“往往表现出谈玄说理、有欠浑融的一面”（第69页）.而佛教与中国文化达到水融般的融合是在隋唐时期,随着宗派佛教的发展,中国人对于佛教义理的把握与发挥达到新的高度,表现在文学方面,就是诗歌境界上的清空淡远,诗文语言方面的简净明丽,等等.可以说,文学形态的表现乃至文字的成熟度,是这两种文化达到融会贯通的主要标志.由此可见,佛教文学的发展对于判断整个中国佛教发展历程是有着重要参照意义的.由于中国佛教的主要价值在于其文化价值,因此宋、元以后,尽管作为宗派的佛教走向衰落,但是民众间的通俗信仰兴盛不衰,同时,大量弘扬佛法的作品创作出来,从某种程度上说,佛教文学变做到更为发达,这也必须站在历史的角度才能够获得理解和恰切的评价.
对于佛教文学的另一端———宗教的观念、思想、情怀等,孙昌武教授并非缺少关注,而是将其作为文学作品的精神内蕴来进行考察,而不是离开文学去空谈宗教.事实上,这种选择本身即体现着孙昌武教授对于中国宗教精神的本质认识：宗教之情怀实寄于文之中,道器一体,理事不二.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处最后,却是道之终极归宿.孙昌武教授曾将他的一部文集命名为《游学集录》,“游学”当然有其特定的意义.但我读孙先生的书,越发有一种随先生遨游、优游、畅游的感觉,恍悟“游学”可能有着更为深厚的内涵.
总之,《中华佛教史·佛教文学卷》视野宏阔、颇多洞见,全面体现了孙昌武教授对于佛教文学这一学科的总体认识和把握,神思自如遨游于文学、历史、宗教之间.相信这部著作的出版,一定能够对中国佛教文学的研究起到向纵深发展的引领作用.
总结:本文是一篇关于于文学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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