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论元代诗经学疑古之风减弱是关于诗经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周易名句取名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有宋一代,疑古辨伪之风大兴,宋人开创了疑古惑经的一代风气.较之宋代《诗经》学,元代《诗经》学的疑古之风有明显的减弱.元人怀疑范围缩小、怀疑精神消减、创新能力不足等方面均体现出了其《诗》学风气的保守一面.时至元代,《诗经》宋学,风力渐尽.
关键词：疑古之风；减弱；尊朱；保守
有宋一代,疑古辨伪之风大兴.就《诗经》学领域而言,自欧阳修《诗本义》怀疑《诗序》肇始,开创了疑古惑经的一代风气,勇于挑战古人的怀疑之风也成为了宋人的时代精神.欧阳修、苏辙、郑樵、朱熹等人均因富于怀疑精神而成为《诗经》宋学的代表人物.作为《诗经》宋学的余绪,元代《诗经》学对宋人的怀疑精神也有所继承,如对《诗序》的怀疑及元代《诗》家对《诗经》和《诗集传》中的讹误之处有所辨析等.不过较之大胆怀疑一切的宋人,元人的怀疑精神已大大减弱,其《诗》学风气也体现出了保守的一面.
一、疑古范围的缩小
《诗经学史》曰：“宋人疑经、改经,范围之广、历时之长、参和者之多、触动面之大,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王朝中,在我国的经学史上,真是绝无仅有,其直接间接影响,都是十分巨大的.”[1]诚如洪湛侯所说,宋人对怀疑前人成果的范围十分广泛,《诗》、《书》、《礼》、《易》、《春秋》,诸家传说,历代疏解无不受到宋人的质疑和重新审视.就《诗经》学领域而言,前代的《诗经》学成果无不成为怀疑的对象；《诗经》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如《诗序》问题、作者问题、成书时间问题、诗六义的解读问题、赋、比、兴之体的论定问题、孔子删诗问题等,均有不少《诗》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过质疑；宋人对《诗经》本身的音训、名物注解、训诂、诗旨解读、诗歌艺术手法剖析等方面的质疑更是不胜枚举.可以说,宋代《诗经》学将宋代以前的《诗经》学史又重新审视一遍,破旧立新,从而造就了充满怀疑精神的《诗经》宋学的辉煌.较之怀疑一切的宋人,元人怀疑的范围要狭窄了许多.就《诗经》学领域而言,元人怀疑范围的缩小有三个方面的表现：一是由宋人对前人的全面怀疑转变为以怀疑《诗经》汉学为主.元人《诗》学著述中,对《诗经》汉学的怀疑是较为普遍的,如刘瑾、许谦、朱公迁等人的《诗》学专著中出现了大量驳斥郑笺、孔疏的部分,而对于宋代《诗》家尤其是对朱学一脉《诗》家著述的怀疑却少了很多.由此可见,元人对前人《诗》学成果的怀疑是有所选择的,其范围主要局限于宋代以前的《诗经》学著述.二是对《诗经》基本问题的怀疑有所减少.元人在对待《诗经》基本问题时,主要是辅翼朱子之说.因此对于朱熹所论定的《诗序》存废、《诗序》的作者、诗六义、赋、比、兴之体等问题元人大多持遵从态度,不再怀疑,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进展不多.只有少数《诗》家如马端临等对朱子之说提出过质疑,不过可惜的是马端临虽然怀疑宋学,但其高举尊《序》大旗,这是笃信汉学的表现,其怀疑精神亦显不足.三是对《诗经》疏解的质疑有所减少.有元一代《诗》家著述,大多数是为辅翼朱熹《诗集传》而作,为《诗集传》增益补缺是元人着力之重点.因此,对于前人的注疏,元人持择善而从的态度,前人的优长是其关注的重点,对于其谬讹失误之处则谈及不多.元人关注点的局限性,使其审视前人成果的范围大大缩小.由上述可知,元人怀疑范围的缩小,直接导致了学术视野的狭窄和学术观念的保守.马宗霍《中国经学史》评价曰：“宋末元盛之时,学者于六经四书,纂订编缀,曰集义、曰附录、曰纂疏、曰集成、曰讲义、曰通考、曰发明、曰纪闻、曰管窥、曰辑释、曰章图、曰音考、曰口义、曰通旨、棼起猬兴,不可数计.六经注脚,抑又倍之,兹相立名,则其依人成学,鲜所心得,不待读其书而固可知也.”[2]诚如其说,元人怀疑范围的缩小,是导致元代《诗经》学裹足不前,成就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疑古精神的消减
有宋一代,疑经改经蔚然成风.宋人对前人学术成果怀疑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怀疑精神已在宋人的思想深处根深蒂固,几乎成为其立论为说时的一种 .受尊朱宗《传》风气的影响,元人对前人的怀疑精神大大减弱.如果说宋人是先怀疑,后立论,最后成一家言的话,那么元人则是先立论,偶有疑问,则做辨析正误,最后只能是成为《诗集传》一家之学的附庸.
关于宋元两代《诗》家怀疑精神的差异,可以从其审视前人之说的方式上来考查.宋人袁燮曰：“学者读书,不可无所疑,所谓疑者,非只一、二句上疑也,要当疑其大处.”[3]杨简亦曰：“学必有疑,疑必问,欲辨明其实也.”[4]朱熹也曾说过：“读书无疑者,须叫有疑.”[5]由此可见,宋人主张,治学要先从怀疑开始,有疑才能对是非得失有所辨明.元人治《诗》,以辅翼维护朱说为先,其怀疑力度自然不大.元代《诗经》学大家刘瑾除了对《诗序》问题及前人的注疏有所怀疑以外,对朱子的解《诗》之言,几乎是完全遵从,充分体现出了其怀疑精神的减弱.许谦是元代《诗》家中治《诗》思想较为开放的一位,其《诗集传名物钞》指出并纠正了前人在名物注疏及音训方面的失误,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元人的怀疑精神,颇有成就.然而,许谦在对待师传之学时,却显示出了怀疑精神减弱的保守一面.许谦是宋人王柏的再传弟子,王柏作“二南相配图”,移《甘棠》、《何彼秾矣》于《王风》,而去《野有死麕》,使《召南》和《周南》一样,也达到了十一篇.王柏这种擅改诗文编次的做法,师心自用,不足为取.但是许谦笃信师说,将王柏的“二南相配图”也列入自己的《诗集传名物钞》中,这一做法受到后人的大力挞伐.许谦能够疑郑驳孔,却不敢怀疑师说,充分体现出了元人怀疑精神的减弱.又如元代《诗经》学代表人物之一的胡一桂,其《诗集传附录纂疏》亦指出了前人不少的讹误,体现出了其怀疑精神.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胡一桂在申说朱熹论定的“淫诗”时,兼存《诗序》之说.这说明,胡一桂对朱熹所认定的“淫诗”并不完全认同,但胡一桂并未对朱熹的“淫诗”论提出正面质疑,而是采取《传》说和《序》说兼存的折中办法.胡一桂的这一做法较之大刀阔斧疑经改经的宋人,显示出了其怀疑精神的不足.元人对朱熹之说质疑较多的是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但马端临质疑朱熹之说乃是为了推崇汉学,其怀疑精神和宋人也相去甚远了.总而言之,元人除马端临对朱熹之学有所质疑外,其余《诗》家对《诗集传》纵有辨析正误,亦是对《诗集传》中解释不当、引用失误之处加以考辨订正而已,其真正的目的仍在于为《诗集传》增益补缺,这种小修小补的解《诗》方法较之宋人疑经改经之风已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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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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