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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石斋语痕”至今已连载五年了.犹记得朋友告诉我吴福辉老师将在《汉语言文学研究》刊物上开辟专栏“石斋语痕”的消息,那是2010年下半年的事,仿佛就在昨天.自那以后,吴老师每年春夏秋各来河南大学博士点一次,被邀讲课并趁机了解研究生看书心得或论文写作的进展情况,并针对我们的疑惑一一作答.那也像是学术答问,给我们一一留下了痕迹.
毕竟,读他的文章要比听课多得多,而他如今收录在新著《石斋语痕》集子里的文字,像《〈创造周报〉复刊骤止却引来〈文化批判〉》《左翼刊物在政治、文学和营销之间》等,时常会引起我对早期学习现代文学史的反省.因我在读大学时,对左翼文学的了解,像“创造社”“太阳社”等仅被看做是一个个名词而已,对于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迁徙流转等史料是基本不问的,而我最初的文章也被老师批评不过是“百衲衣”.面对吴老师多次提到的当下研究生论文的弊病,这本学术散文集子《石斋语痕》尤其是辑二《广告史断想》里的文章,就像是对“炒冷饭”、“集纳式”论文下的一剂猛药.作者由材料见“史”的每一欣喜好像都跃然纸上,在提醒我辈去反思应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去学会挖掘新史料,并从中生发出学术题旨和理路来.虽说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但吴老师以及他们那一代学人的精进勤勉,足以给今天的文学受教者（也可能是年轻的文学教育者）更多的启示.
关于这些文章如何成文,作者自言：“挖掘出零星的新材料了,有了些和别人不同的看法了”,“于是用一天到两天时间涂抹成一篇小文,三四千字,五六干字不等”.在“零星的新材料”上做文章,聚焦于精选的“文化细节”,正是作者作为文学史家的治学情趣之一.而对细节的把握亦是于细微处见精神：不“泥古”,是“化古”——着重点不在于挖掘出什么东西来爆料,而在于将其“化”入一定的史学视野中,从新材料探寻“缝隙”并生发出新意.如他论述周瘦鹃：“在编《紫罗兰》的时候不但不再改动别人稿子里的‘她’字,且自己也破题第一遭用起了‘她’来.这即是懂得时代的发展,从善如流的品格.”（见《周瘦鹃的务新求变和现代市民文学接受史》）在吴老师眼里,“新材料”不论大小,细节也可包括野史材料和广告.而研究亦由此可以探入文学现场：“期刊、报纸、单行本的出版花絮,作家自传、书信、日记、笔记里的隐秘部分,当事人回忆的旮旮旯旯,甚至耳食的说之者日有、亲践者或拒或迎且流布久远的传闻,一些入不了正史的杂七杂八的材料,都可发挥出助你进入‘现场’的效用.”
《石斋语痕》这种“回到文学现场”的研究,注重琐细史料的挖掘,做到了“不虚美,不隐恶”,诚然会呈现出文学现象本身的繁复性,甚至会涉及有争议的文学命题,让一些约定俗成的定论都重新问题化了.而这就无异于打开了一扇扇通往文学历史的门户,窥探到更多的现代文学真相.作者认为蒋光慈的《丽莎的哀怨》是“向世间提供了一部被认为是异类的作品”：“人性的魔鬼真是厉害已极啊”（见《左翼作家展露人性之作〈丽莎的哀怨〉》）.对于老舍的市民情怀,作者如此感慨：“在经受了长期的‘斗争哲学’熏陶,终于看到两极思维给我们带来的灾难问题之后,我们完全可以在不将战斗式的激进讽刺全盘否定的景况下,来欣赏这种由‘穷人’出发而采用的对人世发出会心微笑的从容批评姿态”（见《由〈龙须沟〉想到老舍和市民的血肉联系》）.这些论述着现代文学经久律动和生机的文字,饱含了作者开阔的文学视野和精准锐利的学术眼光,及他多元包容的文学观,这亦可从吴福辉老师的其他著述：《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看出来.
二
《石斋语痕》里气象活泼且兴趣盎然的小品文字,和作者的现代文学史、海派文学史研究的大气相互辉映.然而这一“小”一“大”的对比,正指向作者将学术生命和个人生命相互交融的独特性.在王瑶先生的几个弟子中,吴福辉以细腻著称.他以饱蘸生命感悟的文学情怀面对研究对象,一向为人所乐道.他的学术著作也宛如一面多棱镜,折射出入生阅历和生活经验的多个维度来.《中国文学城市和我的四城记忆》记录的是他生命迁徙的足迹：“跟着父母家人离开上海的时候年仅11岁,却有浸透骨血一般的余痕,种下了日后研究‘文学上海’、研究‘海派文学’的根子”,如今“在北京朝夕相处现已生活了30多年,于此安身立命,终老于这个古都相依为命,并同时研究京派文学”.正是出生于沪地,却长期生活于北京的人生经历塑造了吴老师京海远眺的学术视野：“能用北京、上海这两个城市做对照,来加深体会她们.在这之间,我体会到了京、海在现代中国作为标志性都市所产生的独有的文学显赫位置.”
而其学术屐痕和生活印迹的重合几至难以分辨.像这本集子涉猎的“材料阐释、笔记批注、实地考证、读书割记、答读者问、名作重评”等文章类别,即来自于作者受邀参加学术会议的发言、为书籍撰写的序言、讲学时的稿子等.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研究就是他的日常生活状态.比如,吴老师将一份手绘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楼房居住使用图视为宝物,这是在北京虎坊桥访问资深作家葛一虹时所得的.他还会因丁玲检讨书残稿《关于（在医院中）》的披露却反响较少略感不安,因此执笔为文.再联想到平日里偶提及保存有某大家的亲笔信时,吴老师那掩饰不住的一脸兴奋,不难觉出在他眼里、在他笔下,学术史料都变成活生生的了.当然这和作者游历考察了诸多文学史的“现场”不无关系,而写作也“升华”成了作者和写作对象之间的一种亲切对话.虽不敢说每部作品产生的原型、每个作家的诞生地居住地作者都了解过,但我们相信正是有了这样亲近作家作品的心怀,那些貌似生硬的史料才变得有趣活泛起来.而我觉得学问已经在吴老师身上化为筋骨血肉,而不只是书本文字了.
这样,也使得他自然扩大“文学史”的研究眼界,给他所写的“大文学史”的诸多命题带来“文化史”的气息.时代赋予这一代人以文化角色,1950年代成长的学人不可能单单作为一名“述学”者,作者在书中表达的对现实的强烈关怀,使命感的澎湃,都是显见的.如对语文教育的关注有《为大学语文写的知识短文四则》,还有《小说（四世同堂）和话剧〈四世同堂〉（和北京话剧观众问答）》中对表现北京精神、北京文化的雅俗品味均衡发展的呼吁等.而像《费孝通的社会学和我的文学研究》《平津文坛漫议》之类文章所体现的,往思想史、文化史和现代知识分子研究的场域挺进,是他们那一代学者的独特经历决定的,是过往生活教会他的.而著作中蕴含的城市文化、文学环境的转型、以及作品传播和媒体变迁的关系、战争年代作家心态等种种逼近文学发生、变化状态的驳杂文化图景,触及了和文学共生的文化环境的探究.而将文学置于历史文化变动的“长河”之中,敞开的是“文化史”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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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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