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中国公共债务对经济增长传导效应是关于经济增长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美国gdp增速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本文在对公共债务对经济增长传导效应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对1981—2013年中国公共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经验检验.结果表明：公共债务对经济增长在长期和短期中皆具有促进作用,但公共债务对经济增长的长期促进作用存在下降的趋势；公共债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低于私人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对此,中国政府应合理调控公共债务规模,提高公共债务的投资效率,有效发挥公共债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公共债务；经济增长；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
中图分类号：F8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6-0059-06
一、引 言
公共债务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相继爆发,世界各国纷纷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得公共债务规模迅速攀升.从中国实际来看,虽然公共债务规模可控,但公共债务总量的快速膨胀以及地方政府性债务的不平衡增长将引起经济发展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在全球经济缓行及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公共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成为目前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
早期的西方公债理论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对公债持否定态度,强烈反对公债的发行,认为政府举债必然使民间生产资金移向和充当财政用途,妨碍工商业的发展；公债的发行会引起市场利率上涨、阻碍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同时,用公债来弥补政府财政收支的赤字,将使政府形成不负责任的开支风气,降低市场经济的配置效率.随着20世纪末经济危机的出现,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宏观经济学派对公债则持肯定的态度,认为以公债为基础实施的赤字财政政策,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扩大社会需求,从而消除经济危机和失业,使经济得以平稳发展并稳定就业.因此,凯恩斯学派将公债视为经济危机时期刺激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常态”的背景下,公共债务能否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得到更广泛的关注,而且在学术界存在很大的分歧.一方面,有学者认为政府发行公共债务会抑制经济增长,如Greiner[1]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公共债务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指出公共债务和稳态增长率之间存在单调的负相关关系,长期内政府可通过减债来提高稳态增长率.Cochrane[2]认为通过构建政府债务估算方程,详细讨论了政府债务、通货膨胀以及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其结果表明如果高的公共债务导致的不确定性或对未来税收预期的增加,以及由其带来的通货膨胀和金融抑制,那么,公共债务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将更大,甚至在短期对经济增长也会产生 影响.另一方面,一部分学者则对政府发行公共债务持积极的态度,如DeLong[3]认为对于长期衰退或停滞的经济状态,人们在分析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忽略了由于衰退导致的未来潜在产出下降的可能性.在此情况下,无论短期还是长期,提高债务比率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均是正向的.DeLong和Summers[3]进一步指出,在低利率的金融环境中,财政扩张有可能实现财政自给（Self-Financing）.此外,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公共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如Elmendorf和Mankiw[4]认为短期内总产出是由总需求决定的,财政赤字（高债务比率）对总产出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对潜在产出的偏离越大,这种促进作用越明显；而从长期来看,高预算赤字导致公共储蓄减少,而私人储蓄不足以对此进行完全的补偿,高债务比率导致了国民储蓄减少进而投资降低.投资降低引致资本存量增长放缓,从而经济增长也相应下降,同时伴随着高利率和低工资.刘溶沧和马拴友[5]以及何志永[6]认为公共债务对经济增长是正向影响还是负向影响取决于公共债务的用途,若公共债务主要用于转移或经常性支出,则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影响；若用于公共投资,则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正向影响.
在实证方面,由于学者们在变量及样本选取、模型设定及估计检验等方面处理的不同,其研究结论各显差异,因而目前就公共债务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有学者支持公共债务抑制经济增长观点,如Balassone等[7]以意大利1861—2009年的政府债务为研究对象,建立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和实际人均收入增长之间关系模型,并对标准生产函数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公共债务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外债比内债对经济增长有更大的影响.DePeitro和Anoruo[8]利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技术对175个国家所组成的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建立实体经济增长和政府规模和公共债务的关系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政府的规模和政府负债的程度对经济增长会产生负向影响.当局应该采取必要措施,以缩减过多的政府开支和公共债务,促进经济增长.也有学者支持公共债务促进经济增长观点,如Kustepeli[9]利用1994—2001年间的面板数据的分析政府债务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规模相对较小的政府支出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而中等规模的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王维国和杨晓华[10]在Greiner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计量检验,其结果表明中国公共债务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邓晓兰等[11]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此外,贾俊雪和郭庆旺[12]则构建了一个两部门内生增长迭代模型,通过数值模拟考察不同财政规则下财政政策变化对长期经济增长和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并认为允许发行公债为公共物质资本投资融资的原始赤字规则,将更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和改善政府财政状况,但经济均衡的稳定性将随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力度增加而变得较为脆弱.李刚等[13]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对OECD中19个主要国家的债务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公债规模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影响,也不存在滞后效应.上述研究多是基于线性关系的前提下展开,然而这一假定存在过度简化的倾向,Krugman[14]在研究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时最先提出政府债务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更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的观点.Reinhart和Rogoff[15]深入研究了发达国家公共债务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当债务占GDP比重大于90%时,公共债务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抑制作用,而该比重小于这一界限时,公共债务和经济增长之间没有体现出负相关关系.Reinhart和Rogoff[16]搜集了1946—2009年之间20个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和产出增长率数据,首先按债务GDP比率的高低将样本分为4组,每组的比率依次为：30%以下、30%—60%、60%—90%、90%以上；然后分别计算各组产出增长率的中位数和算术平均数,结果表明前三组的产出增长率没有很大区别,而第四组产出增长率的中位数和平均数均明显低于前三组.因此该研究认为债务占GDP比重小于90%时,债务和经济增长关系并不明显,而债务占GDP比重大于90%时,债务和经济增长是负相关的.随后又有许多学者在Reinhart和Rogoff[15]的基础上对公共债务和经济增长是否存在稳定的非线性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并得出公共债务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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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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