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政治意识形态和中欧外交博弈是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意识形态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摘 要：作为一个规范性强权,欧盟多年来不仅坚定地通过政治对话推动中国逐渐向基于法治和尊重人权的开放型社会转变,而且在其对华政策文件中公开表示其价值期望愈来愈得不到有效满足.为了使中欧关系在新的伙伴协定基础上顺利发展,中国政府一方面需要对欧盟的规范性要求加以正视和重视,另一方面则应当采取针对性措施,包括加大双方在经贸合作和战略诉求上的相互依存度,加强对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外交公关,充分利用亚欧会议的多边平台,开发和运用好中国自身的政治软实力等.
关键词：规范性强权；；法治；人权；政治软实力
中图分类号：D8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3）03-0042-05
自1995年欧盟发表《欧中关系长期政策》文件以来,中欧关系从最初的建设性关系到全面伙伴关系,进而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但在此过程中,欧盟日益突出其规范性强权的身份,公开且不遗余力地“支持中国向基于法治和尊重人权的开放型社会转变”.面对这样一个虽然主张对话但日益表示其价值期望愈来愈得不到有效满足的战略伙伴,中国政府究竟应该如何应对和作为?这是中国对欧外交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政治意识形态的现实性
或许有人会问：在一个通常被认为是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并主要以国家利益为考量基础的务实的后冷战时代,重提意识形态政治是否符合时代要求并反映当前国际关系现实呢?诚然,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抗不仅对国家的内政外交,而且对整个国际关系都造成了巨大的混乱甚至是灾难.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冷战结束后也曾宣称过“历史的终结”.然而,当今世界的现实却是不仅有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崛起,而且有诸多探索适合自己发展道路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客观地讲,福山所谓的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预言”并未实现.
姜安在其著作《意识形态与外交博弈》中提醒我们,“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化因素,与政治现象的发生紧密相联,意识形态从一开始就作为所有政治单元的文化传统的重要因素和基本元素而存在,任何国家的国家公共政策的实施或涉外行动的展开几乎都被深深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意识形态外交也会自然地成为国家对外行为的‘光荣传统’”.因此,“意识形态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是我们无法主观予以剔除的政治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意识形态争斗是冷战时期的典型特征,但是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因此而完全使意识形态的存在和功能边缘化.可以预见的是,某些发达国家和国家集团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较量仍然没有结束,甚至还可能加剧,所不同的也许只是随着时代特征的整体转换而引发的博弈手段和方式的改变.
事实上,作为某种观念存在的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一直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理想主义的代表人物,美国第28届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所提出的世界和平纲领,即“十四点原则”,就明确地打出了、自由和自决的旗号.现实主义虽然以推崇权力政治而著称,但是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仍然认为“尽管一切政治必然是权力的追逐,但意识形态却使这场角逐,对于角逐者和旁观者,在心理上和伦理上都能够接受”.然而,建构主义更加系统地回答了观念因素之于国际体系及其单元的重要作用.因此,观念因素,尤其是其中反映意识形态的政治价值对于国家对外行为和国家间关系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意识形态即使不像冷战时期那样居于国际关系的首要位置,但这并不能否认其对政治互信以及稳定的经贸关系,进而对整个双边关系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二、作为规范性强权的欧盟
20世纪70年代,欧洲学者弗兰克斯·迪歇纳（Francois Duchene）首先指出,欧共体作为一种“民事力量”（Civilian Power）,其影响力最重要的来源和特征就在于其“在数十年的一体化进程中所建构起来的、独具特色的价值和原则”.在此基础上,伊阮·曼纳斯（Ian Manners）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所谓的“欧洲规范性强权”（Normative Power Europe）的概念.他归纳了欧盟所具有的五种核心价值（和平、自由、、人权、法治）和四种非核心价值（社会团结、公平、可持续发展、善治）,并指出不仅欧盟本身建立在并将持续建立在这些价值观基础之上,而且欧盟作为一个规范性的国际行为体有责任将这些促进欧洲安定、繁荣、富强的观念因素推广到世界其他地区,以求一个更加和谐的国际社会的出现.
尽管欧盟所提及的价值因素覆盖诸多范围和领域,但是、法治和人权等政治价值取向则是其强调的重中之重.不仅如此,人权问题似乎在某种意义上还囊括了和法治因素,并表现为欧盟价值取向中最为明显也最具争议的方面.需要说明的是,包括欧盟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或国家集团有时所偏执的并非人权本身,而是试图利用被政治化的人权问题并通过政治化的人权外交途径来实现某种政治、经济或战略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权问题是中国与欧盟之间存在的最大也是最棘手的分歧”,也就不足为奇了.
欧盟在其首份对华政策文件中指出,“对于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承诺处于欧盟世界政策的中心位置”,因为“欧盟相信对于国际人权标准的拥护和政治自由化的接受乃是社会和政治长期稳定的关键”.为此,“对于人权重要性的强调将继续成为欧盟对华政策的持续特征”.1998年的《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文件进一步系统地表述了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其中第一和第二条分别提到“同时利用双边和世界舞台,通过不断升级的政治对话来进一步与中国接触”,“支持中国向基于法治和尊重人权的开放型社会转变”.
自那以来,欧盟每隔一两年就对其进行相关评估.2000年的第一份报告指出“尽管在经济和社会权利方面有所改善并在加强法治方面有所改进,但是在公民和政治权利领域却不仅缺少进步,甚至还有恶化的趋势”.次年发表的另一份报告一方面强调欧盟将对于人权的诉求置于欧中政治对话的首要位置,另一方面则使用警告的口吻指出,除非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尤其是在公民与政治权利领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否则对话将不再是可以接受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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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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