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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雄辩和事实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中并不是相互竞争的二元关系,雄辩和事实加在一起共同作为竞争关系的一端,竞争关系的另一端是虚假和非正义.亚里士多德使得雄辩和事实从竞争关系转变为共生和依赖关系,从而使得修辞学摆脱了柏拉图的批评,推动了修辞学的制度化和合法化.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雄辩；事实；技艺；三段论；归纳法
［中图分类号］B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595（2012）06-0085-04
东西方文化在对待雄辩的态度上存在巨大差异.当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1］之后,我们这个文化就对“大言不惭”者怀有警惕之心,而且赋予不擅言辞者以道德上的优越感,所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2］.在西方文化的源头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指出：“认为一个人不能用身体来帮助自己是不光彩的,不能用言辞来帮助自己却算不上不光彩等这种看法是荒唐的.”［3］337不善言辞者不仅不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感,而且是应当受到谴责的对象.然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据此论断：东方文化是相信事实胜于雄辩的文化,西方文化是相信雄辩胜于事实的文化呢?答案是否定的.雄辩和事实的关系在东方文化中被处理成相互对立的竞争关系,而在西方的修辞学传统中,雄辩和事实加在一起作为论辩的一端,处于竞争中的另一端是虚假和非正义.在东西方文化中雄辩和事实并不具有对等的二元结构,所以不能简单地加以比较.笔者试图回到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中去考察西方文化在修辞学的起源是如何处理雄辩和事实之间的关系的.
一、柏拉图对雄辩的批评
柏拉图相信完满真实的理念世界是真理的源泉和哲学思考的对象.在这种话语体系之外的其他各种话语体系都无助于达到对理念世界的认识,因而都是无关紧要的.柏拉图对语言的批评由两个似乎相互矛盾的方面组成：一个是对语言所具有的巨大力量的恐惧,智者们凭借言语的技巧,颠倒黑白,混淆事实,影响法律判决的公正性,这种恐惧体现在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和《婓德罗篇》中对修辞学家的批评中；另一个是对语言言不及物、无力表达真理的担心,诗人通过模仿偏离了真理,并且激发了 ,这种担心体现在柏拉图《理想国》中对模仿诗人的批评中.柏拉图的这个双重批评表达了人们对语言的矛盾态度：一方面,语言具有不借助于事物单凭言词就可以产生的巨大力量；但另一方面,对于表达人们的丰富思想而言,语言似乎是不充分的.就本文的目的而言,我们主要关注柏拉图对语言批评的第一个方面,这个批评指向当时的修辞学实践.
首先,柏拉图批评修辞学家虽然善于运用话语进行说服,但并不具有真正的知识.虽然他们在无知者面前显得比专家更有说服力,但在本质上也是无知者.柏拉图认为各门知识都有自己专门的研究对象,各个知识领域的专家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最有发言权,例如,如果想建设城墙、港口等,就必须咨询建筑师；而如果想要选拔将军,或者研究在战争中如何运用战术队形,那么就要咨询军事专家.修辞学家对各门具体知识并没有真正的了解,但是在面对无知的民众时,修辞学家借助语言的技巧的演说显得比专家更有说服力,所以柏拉图说修辞学家“能在大众面前显得拥有这样的知识,而实际上他并没有这种知识”［4］334.
其次,柏拉图认为修辞学不是一门技艺,而是一种“奉承”活动.柏拉图把人分为身体和灵魂两个部分.他认为有四门真正的艺术来处理身体和灵魂,其中处理灵魂的被称为政治的艺术,又包括立法和正义两个部分；处理身体的没有统一的名字,包括体育和医学两个部分.这四门艺术可以分别促进身体和灵魂的健康,但是和这四种艺术相对应,有四种伪装和假冒的活动,分别是智术之于立法、修辞学之于正义、美容之于体育、烹调之于医学.这四种活动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奉承”,其中每一个相对于后者来讲都是坏的东西,因为正如烹调不能代替医学给身体带来真正的健康一样,修辞也不能代替正义给灵魂带来真正的健康；并且“由于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它通常使用快乐作诱饵进行捕捉,使人相信它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4］341.所以,柏拉图说修辞学是一种产生满足和快乐的程序,而不是一门技艺.
再次,柏拉图认为修辞学家对语言的运用掩盖和歪曲了事实和真相.柏拉图批评说：“他们能够运用语言的力量,使微不足道的东西显得重要,使重要的东西显得微不足道,使新颖的东西显得陈旧,相反也能使陈旧的东西显得新颖.”［5］这是柏拉图对修辞学家最著名的批评了,亚里士多德后来也承认对比喻等修辞手法的恰当运用可以达到这些效果,但是亚里士多德认为并不能因为语言改变人们的观感就谴责语言,使值得赞美的东西显得更美、应该贬斥的东西显得更糟,这是修辞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12月第28卷第6期陈四海,等：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中的雄辩和事实最后,从柏拉图的伦理学来讲,修辞学的辩护使人免受惩罚,从而失去了摆脱恶、获得幸福的机会.柏拉图对当时的希腊公民提出了两点希望和要求：第一,要努力做个好人,如果被证明自己有罪就应该接受惩罚；第二,要学会如何通过接受惩罚变成好人.在柏拉图看来,所谓幸福有两种状态：第一种就是灵魂中没有恶的状态,第二种就是灵魂上摆脱恶的人.当一个人犯了恶行,通过接受公正的惩罚,就能够回归正义、摆脱恶,而“施恶者和不能摆脱恶的人,他的生活是不幸的”［4］364.所以柏拉图认为,修辞学使作恶的人免受惩罚,反而使其无法摆脱恶,作回好人,因而无助于人的幸福.
柏拉图的批评说明：一方面,雄辩和事实在当时的希腊社会实践中已经处于相互竞争的对立关系中,另一方面,雄辩和事实存在协调一致的可能,柏拉图已经指出“我们应当避免各种形式的奉承,无论是对我们自己还是对别人,无论是多还是少,修辞学和其他各种活动都应当只用于获得正义”［4］426.
二、亚里士多德对雄辩和事实关系的措置
智者把修辞学定义为说服的艺术,正如在《高尔吉亚篇》中,在苏格拉底的循循善诱下,高尔吉亚得出结论“说服正是修辞学的全部和本质”［4］326.而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学的目的不在于说服,而是在任何情形下都能将富有说服力的事实显示出来.所以,他把修辞学定义为“在任何给定的事实中发现可以利用的说服方式的能力”［3］338.亚里士多德和智者所给出的不同的修辞学定义反映了他们在雄辩和事实关系上的差别.智者的修辞学是以说服为目的的,其往往立足于所辩护一方的价值立场,忽略或故意隐瞒真相；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是价值中立的,是现象学式的,因为它不以说服为目的,而是以让事实和真相得以呈现为目的.亚里士多德使得雄辩和事实从竞争关系转变为共生和依赖关系,从而使得修辞学摆脱了柏拉图的批评,推动了修辞学的制度化和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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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老子守中和亚里士多德中道思想探析 摘要：老子的“守中”和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分别在中西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老子强调“不如守中”，亚里士多德则指出人的行为、情感应当合乎中道。二者。
2、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音乐教育思想之比较 摘 要：在西方哲学中，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多次强调音乐教育思想对培养和完善国民的人格的重要性。本文通过分析并比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音乐教育思想。
3、 亚里士多德的质料概念 摘 要：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质料概念与主体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不能等同。《论生灭》中用主体概念所给出的对质料的解释并不是质料的定义，《物理学。
4、 亚里士多德博雅教育 摘 要：博雅教育也称“文雅教育”“自由教育”，起源于古希腊，由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旨在发展人的心智能力。时至今日，博雅教育在教育理论和实践领域仍。
5、 论亚里士多德政体分类思想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对其所观察到的城邦和理想中的城邦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当然亚里士多德不是最开始对城邦进行定义和分类的人，但是其按照自己的。
6、 亚里士多德和卢梭政治思想比较 【摘要】亚里士多德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他在《政治学》一书中以剥削阶级的观点建立政治学的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