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木刻艺术鲁迅和沈文交会是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沈文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沈文作家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木刻艺术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汉代石刻画像起源,到宋元明清各代,形式、内容、技法等均有不同表现.19世纪末,随着西洋印刷术输入中国,木刻在社会文化中的作用和影响逐渐减弱.作为民族文化载体之一,书籍插图的精英性,各种年画、连环画的民间性,都是木刻艺术以多种形式体现出的中国文化特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倾力推介木刻艺术,尤其将西方木刻版画引进中国,使木刻艺术在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发展中产生了较大影响①.值得关注的是,在三四十年代新兴木刻蓬勃发展背景下,沈从文也注意到木刻艺术在社会文化发展中的有关情况,就木刻艺术发展提出了诸多值得关注和思考的见解.鲁迅和沈从文在木刻艺术上相遇交会,证明了木刻艺术在现代中国美术和文化发展中的丰富意义,两人对木刻提出了许多观点不一的见解,显示了两位文学大家艺术视界的宽广、美术思想的深刻、丰富,以及和其文学创作的内在审美关联.
一、木刻版画和鲁迅、沈从文
已知资料显示,“中国木刻画史,从868年的王玠施刻的《金刚般若经》扉画算起,到现在是将近一千一百年了.”②历史上木刻画主要是作为书籍插图和名画复制品的“附庸艺术”存在.经历漫长发展,木刻版画逐渐摆脱附属地位,形成了民间和精英风格各异、宗教和社会生活内容多样、人物山水花鸟形态多种、画法刀法不同的中国木刻艺术.中国版画的兴起、发展早于西方,公元1400年前后,欧洲在纸牌、《圣经》图像上开始应用版画技术,日本版画到江户时代才开始兴盛③.历史地看,中国版画“和世界各国无殊.始于宗教之图,继资应用、教育,终乃成为纯粹之艺术品”④.
古代社会,木刻版画是中国人接触世界、了解社会的一种常见艺术形式.启蒙读物中的木刻图案是儿童看图识字的主要媒介,小说绣像及其精美的插画也为读者提供了图文并茂的故事.应该说,木刻艺术是传统中国人文化启蒙的重要渠道,许多人由此开始关注文学、美术,走上文学道路,鲁迅就是一例.他“幼小时常常走过许广记的门前,也闲看他们刻图画”⑤,这应该是鲁迅和木刻艺术的直接接触.鲁迅小时候喜爱买画谱,“如《海仙画谱》、《海上名人画谱》、《阜长画谱》、《椒石画册》等等,买了许多.”⑥古代画谱多以木刻艺术方式展现,由画谱,鲁迅熟悉了古代木刻艺术形式,和木刻产生了关联.对于《山海经》,鲁迅曾说这是“一部刻印得十分粗拙的本子——（后来买了石印的《山海经》后）木刻的却已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失掉了”⑦.对《山海经》木刻和石印的差异,鲁迅有感性体验,尽管该书木刻本图案粗糙,但却是他“心爱的宝书”,因此,木刻版画启发和指引着童年鲁迅的美术兴趣.在受益于木刻绘画兴趣基础上,鲁迅对小说绣像产生了兴趣,他便画了成片段的“《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⑧.绣像是小说和木刻艺术结合的文化产物,也是中国木刻艺术成熟发展的标志之一,《西游记》《水浒传》等古代小说大多有绣像人物木刻图案衬托.从画谱到绣像小说,鲁迅和木刻艺术建立了或间接、或直接的联系,也正因此,鲁迅形成了视觉形式审美的直觉.
童年鲁迅和木刻艺术的多种接触方式,既“有力地唤醒和外化了主体的艺术潜能,成为鲁迅日后许身文学的媒介和导引”⑨,也使后来鲁迅关注汉画像、石刻等艺术的同时逐渐了解了木刻艺术,进而关注中国木刻艺术,推介西方木刻艺术.童年对木刻艺术的接触使鲁迅建构了木刻艺术和民间底层生活的关联性,所以他在后期才不遗余力为新兴木刻鼓和呼,推动中国新兴木刻的深入发展,最终成为中国新兴木刻艺术的旗手.更有意义的是,在革命形势下,鲁迅对木刻版画有着清醒估量.鲁迅认为“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⑩,木刻版画“印了出来,分给别人,比别种作法的作品,普及性大得远了”,而且“木刻是无需多花钱的,只用几把刀在木头上划来划去,等就可以成为创作”11.鲁迅因此直接倡导和推动木刻艺术,“木刻艺术从技艺变成了高雅而通俗的艺术,这也成为他的伟大业绩之一,所以,鲁迅被称为中国现代木刻版画的‘艺术之父’.”12
沈从文和木刻艺术的关联没有鲁迅这样鲜明突出.1934年沈从文在为《大公报·艺术周刊》所作《〈艺术周刊〉的诞生》中曾提及木刻艺术,指出当时木刻艺术对传统借鉴的偏少13.或许受20世纪30年代木刻艺术潮流影响,沈从文也不自觉地关注木刻.作为和沈从文有血缘关系的亲人,黄永玉早年从事的木刻艺术可以看作沈从文和木刻艺术的隐形关联14.黄永玉1939年发表木刻艺术作品,1941年发行了手印木刻集15,其木刻版画艺术生涯逐步开启.1948年黄永玉在香港举办木刻画展,“刻刀下呼之欲出的形象,是故乡湘西淳朴的山民,着力表现的是和沈从文小说风格相接近的静穆和悠远”16,可见木刻艺术和沈从文的内在相关性,或者说是沈从文对黄永玉木刻的潜在影响.汪曾祺看到黄永玉为沈从文之子沈虎雏所作肖像木刻后,认为黄永玉的木刻“保持一贯的抒情的调子；民间的和民族的,适当的装饰意味”17.应该说,沈从文和中国木刻艺术确实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文化关联,如黄永玉和沈从文作为至亲往来交流中对木刻画的探讨,黄永玉为其子沈虎雏作的木刻肖像等.可见,作为有着美术兴趣和形式审美敏感的沈从文很难不和中国新兴木刻发生关联.
1931年,沈从文说他喜欢的是“坐在北京琉璃厂的一个刻字铺里,手指头笼上一个皮套儿,用刀按在硬木上刻宋体字”.他觉得这样的生活是他“最相宜的地方”、“最适当的事业”18.1939年6月,沈从文发表了《谈谈木刻》一文,探讨了木刻艺术发展出路问题,在某些方面切中了新兴木刻艺术发展的要害.他和湖南木刻艺术家曾景初19有一定往来,沈从文1948年2月曾和曾景初有信函交流,1948年3月又为《曾景初木刻集》写题记.信函和题记表明了沈从文关注木刻、论说木刻的点滴思想.可见,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新兴木刻风起云涌、兴旺发展时,沈从文有所介入,在几篇有关木刻的文字中,透露出沈从文独特、敏锐的木刻艺术思想.尽管沈从文在新兴木刻发展中没有鲁迅那样大的作用,但沈从文三篇有关木刻艺术的文字,篇幅不短,内容不少,主题也直指木刻艺术问题,有和鲁迅进行比较思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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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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