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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沈从文传统在当代
要說沈从文的文学对当代创作的影响,首先一定会想到汪曾祺,这对师生的传承赓续,不仅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难得的佳话,其间脉络的显隐曲折、气象的同异通变,意蕴深厚意味深长,尚待穿过泛泛之论,做深入扎实的探究.这里不谈.
还会想到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沈从文被重新“发现”以来,一些作家怀着惊奇和敬仰,有意识地临摹揣摩,这其中,还包括通过有意识地学汪曾祺而于无意中触到一点点沈从文的,說起来也可以举出一些例子.不过这里出现一个悖论,就是有意识地去学,未必学得好；毋庸讳言,得其形者多有,得其神者罕见.这里也不谈.
如果眼光略微偏出一点文学,偏到和文学关系密切的电影,可以确证地說,侯孝贤受沈从文影响不可谓小,这一点他本人也多次谈起过；台湾的侯孝贤影响到大陆的贾樟柯,贾樟柯不仅受侯孝贤电影的影响,而且由侯孝贤的电影追到沈从文的文学,从中获得的教益不是枝枝节节,而事关艺术创作的基本性原则.这一条曲折的路径,描述出来山重水复,柳暗花明.这里也不谈.
这么說来,你就不能不承认有这么一个沈从文的传统在.說有,不仅是說曾经有,更是說,今天还有.沈从文的文学传统不能說多么强大,更谈不上显赫,但历经劫难而不死,还活在今天,活在当下的文学身上,也就不能不感叹它生命力的顽强和持久.这个生命力,还不仅仅是說它自身的生命力,更是說它具有生育、滋养的能力,施之于别的生命.
这篇文章要讨论的三部长篇小說,是20世纪90年代迄于今日的文学创作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按照时间顺序,最早的《活着》(1992年)已经有20年的历史,《秦腔》(2005年)出现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当中,《天香》(2011年)则刚问世不久.这三位作家,余华、贾平凹、王安忆,在当代文学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自然无须多說；需要說的是,他们三位未必都愿意自己的作品和沈从文的传统扯上关系,事实上也是,他们确实未必有意识地向这个传统致敬,却意外地回应了这个传统、激活了这个传统.有意思的地方也恰恰在这里,不自觉的、不刻意的、甚至是无意识的关联、契合、参和,反倒更能說明问题的意义.这里我不怎么关心“事实性”的联系,虽然这三位不同程度地谈过沈从文,但我不想去做这方面的考辨,即使从未提起也没有多大关系；我更感兴趣的是思想和作品的互相认证.
在此顺便提及,阿来在2005年到2008年出版的三册六卷长篇小說《空山》,本来也应该放在这篇文章里一并讨论,《空山》和沈从文文学之间对话关系的密切性,不遑多让；但考虑到涉及的问题多而且深,在有限的篇幅内难以尽言,所以留待以后专文详述.
二、活着,命运,历史以及如何叙述
《活着》写的是一个叫福贵的人一生的故事,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20世纪的几十年中的苦难.說到这里自然还远远不够,不论是在20世纪中国人的经验中,还是在这个世纪的中国文学书写里,苦难触目即是.这部作品有什么大不一样?
在1993年写的中文版自序里,余华說：“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伺事物所活着.我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1996年韩文版自序重复了这句话.余华解释了作为一个词语的“活着”和作为一部作品的《活着》：“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喊叫,也不是来自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作为一部作品,《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他们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死去时又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
这里至少有两点需要特别提出来讨论：一是人活着是为了活着本身；二是人和命运之间的关系.
现代中国文学发生之始,即以“人的文学”的理论倡导来反对旧文学,实践新文学.新文学对“人”的发现,又是和现代中国的文化启蒙紧密纠缠在一起的.“人”的发现,一方面是肯定人自身所内含的 、要求、权利；另一方面则是探求和确立人生存的“意义”.也就是說,人为什么活着,成了一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找到并且去实践活着的“意义”.这个问题在某些极端的情形下,甚至发展出这样严厉的判断：没有“意义”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是不值得过的.
但是极少有人去追问,这个“意义”是生命自身从内而外产生出来的,还是由外而内强加给一个生命的?更简单一点說,这个“意义”是内在于生命本身的,还是生命之外的某种东西?
不用說,在启蒙的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审视眼光下,那些蒙昧的民众的生命“意义”,是值得怀疑的.他们好像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活着,应该怎样活着.新文学作家自觉为启蒙的角色,在他们的“人的文学”中,先觉者、已经完成启蒙或正在接受启蒙过程中的人、蒙昧的人,似乎处在不同的文化等级序列中.特别是蒙昧的人,他们占大多数,他们的状况构成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状况.而这个基本状况是要被新文化改变甚至改造的,蒙昧的民众也就成为文学的文化批判、启蒙、救治的对象,蒙昧的生命等待着被唤醒之后赋予“意义”.
按照这样一个大的文化思路和文学叙事模式来套,沈从文湘西题材作品里的人物,大多处在“意义”匮乏的、被启蒙的位置.奇异的是沈从文没有跟从这个模式.他似乎颠倒了启蒙和被启蒙的关系,他的作品的叙述者,和作品中的人物比较起来,并没有处在优越的位置上,相反这个叙述者却常常从那些愚夫愚妇身上受到“感动”和“教育”.而沈从文作品的叙述者,常常又是和作者统一的,或者就是同一个人.从这个对比来看沈从文的文学,或许我们可以理解沈从文私下里的自负.什么自负呢?1934年初他在回故乡的路上,给妻子写信說：
这种河街我见得太多了,它告我许多知识,我
大部提到水上的文章,是从河街认识人物的.我爱
这种地方、这些人物.他们生活的单纯,使我永远有
点忧郁.我同他们那么“熟”——一个中国人对他们
发生特别兴味,我以为我可以算第一位！等我多
爱他们,五四以来用他们作对象我还是唯一的一
人！
五四以来以普通民众为对象来写作,沈从文当然不是“唯一的一人”,也不是“第一位”,但沈从文之所以要这样說,是因为那种“特别兴味”,是因为他们出现在文学中的“样子”：当这些人出现在沈从文笔下的时候,他们不是作为愚昧落后中国的代表和象征而无言地承受着“现代性”的批判,他们是以未经“现代”洗礼的面貌,呈现着他们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这种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不需要外在的“意义”加以评判.
特别有意思的是,即使在沈从文身上,有时也会产生疑惑.还以他那次返乡之行为例,1934年1月18日,他看着自己所乘小船上的水手,想：“这人为什么而活下去?他想不想过为什么活下去这件事?”继而又想,“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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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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