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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初,我30岁开始了自学摄影并尝试拍摄照片.当时处于懵懂误撞和激扬狂热的高烧状态,逐渐地便有了更高理想的期待和追求的愿望.却苦于摄影资讯的匮乏和自身生存环境的局限,迫切渴望能有个把摄影高人的际遇和点拨.彼时我可以从有限的中国摄影报刊杂志中,多少了解到陕西摄影群体的“西北风”名号.堂?吉诃德般的一帮关中汉子,犹如屹立四方城墙上迎风呼哧的一面摄影大旗,摇旗呐喊,擅拍能写,运动的声势和动静颇大.
其实就是一帮在“ ”中成长,经历各异,喜爱摄影的陕西热血青年,逐渐聚合起群体智慧的能量,相互交流帮衬间或一同外出群拍,镜头多聚焦和人和黄土地的现实记录.其间他们有幸赶上了国门渐开,西风东进,思想解放,文化艺术思潮萌动活跃的1980年代.他们不满于宣传摄影意识形态下的“假大空”现象,以身体力行创作的大量现实主义色彩浓郁的影像作品,苦读摘录马列主义著作和大量引进的西方哲学文艺理论.侯登科和胡武功无疑是陕西摄影群体中的急先锋和骁勇善辩之人,曾经的他们就好像我心目中的一座摄影大山,令人景仰敬佩且难以逾越.
1990年12月31日,我和工厂里的影友邢志昊相约结伴,背上各自精心暗房制作裱糊在白板卡纸上的几百张6×8黑白照片,搭车前往30公里外的临潼铁路工程处宣传部,去寻访期待已久的摄影家侯登科.待见到现实真人时,方知还是个副部长,可他并不像个企业干部.此后我和侯登科开始了十多年亦师亦友的交往.冬天他总是穿一件随意披着,粘满着胶布的咖啡色羽绒服,春秋季多是撸胳膊挽袖的绿军装,夏天多是穿着松垮的跨栏白背心加短裤,一幅活脱脱的农民工模样.谈起话来,侯登科文思缜密,旁征博引,酒后更是古今中外,高谈阔论.当然谈客很重要,要对路才成.
在我看来彼时的侯登科,处于人生的低谷阶段.一方面来自于理想主义精神期待的全面坍塌,社会转向由经济整体驱动过渡,引发焦虑性压力.而另一方面在摄影中基于努力摆脱群体思维的定势,重建回归个体观看行为立场的撕扯努力,令侯登科处于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尴尬暧昧和煎熬中.在我们稍后往来的书信中他有谈到：“我从来也没有像今年这样体验过丧失勇气和活力的彷徨,从来也没有像今年这样清楚自己的历史定位—过渡的一代！我（们）这一代人整体上属于两个时代,两种价值观的 环节；我们的全部情感、理智和生存方式都将伴随着它赖以产生的时代的消亡而迷茫彷徨.但是,意识到并不等同于体验到,体验是悲哀的,苍凉的等”（引自1993年3月15日侯登科给彭祥杰的信）
无疑侯登科自我精神的受难和苦闷,和他的敏感和善于自省的体验行为关联.思虑决断的一部分后果,是让他着手卖掉四台尼康相机,更新换代为两台徕卡M6旁轴和两台R系列的单反相机,暂且以器物抚慰排解灵魂深处的忧伤.勤于书写侯登科后来谈到：“为自己拍点片子,寻求一点精神麻醉即是了.我也曾告诉过你,尚能用摄影寻得一点人生的温馨就行了.这是真话,在现在更是真话,它不再是我的事业,只是我的自言自语.他们把摄影当成事业,或者和事业相关的事,这和我又有什么共同的语言?是的,我也是夹杂着许多心理才体悟出今天的,但这是在那个特定年代产生的.但现在不同了,对于他们的要求也当不同.我不否认他们也许会获得事业上的成功,但我怀疑他们在摄影上终究发现的是他人、他物,而难以发现自己,发现自己人性的欠缺和苍白,而这,我的确发现了.”（引自1994年12月29日侯登科给彭祥杰的信）
显然在路上以摄影的名义放逐远行,不失为一种视觉体验上的策略调整,侯登科的精神世界是内心敏锐聪慧复杂多面的混合体.1990年代初,是他摄影生命中少有的,或许也是仅有的西藏和新疆大范围跨地域的行摄.同行忠诚的旅伴,来自侯登科内心可以托付和信赖的朋友于德水和李百军.实际上在我看来,这也是他们那一代摄影师在遭遇人生低谷时的共同出走和相互取暖.旅途的艰辛并没有让侯登科停滞思考的步伐.他谈到：“存在已经注定了我们不可能和“新生”的东西保持协同,并加入到‘新生’的行列中去.新生的存在和生存方式,恰是我们无法真正接近的.我们是一些可怜怀揣的理想主义者,在和一种实用主义的强劲价值观冲撞时,它又是多么乏力啊！生存的困扰,远不如存在的困扰强大.”（引自1994年12月29日侯登科给彭祥杰的书信）
尽管如此,侯登科最终还是带回来了一批淡化沉重和宏大叙事、专注影像瞬间气质、人物形态鲜活、充满地域特征的好照片.他在无比忐忑的期待中,认真冲洗出旅行中拍摄的底片,影印出整卷胶片的缩样,末了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窃喜,打电话催促我赶来临潼分享.我被其中拍摄于新疆《三个戴军帽的人》和拍摄于西藏《山顶上的藏民》有所震撼,真诚感叹几近奉承的话语,自然没有少谈.惹得老侯兴高采烈像个孩子般手舞足蹈,立马就要请我喝酒吃肉咥面.直到今天我仍然相信,侯登科是具备了摄影直觉的天赋和视觉美学教养的经典纪实摄影家.他的影像,生动自然,形式干净,决绝果断,不拖泥带水.对于摄影临场瞬间行迹预判的掌控切割能力,即使在当下的中国年青摄影师的记录摄影中已不多见,无不令人唏嘘遗憾.是时代之变,观念质变,还是摄影理想面对市场企图的变通妥协?
2002年12月21日,时任《中国摄影》杂志的编辑李波匆匆赶来西安访谈侯登科,为杂志将要呈现的专题做专访.房间里的暖气很足,老侯穿着王征从宁夏弄来的一件古怪的羊皮袄,盖着毛毯,还要披上羽绒衣,可他还是觉得冷.李波在后来杂志刊发的侯登科专题中写到：“此时的侯登科已经非常明了自己的病情,虽然已经很消瘦,说话时气息短促,但是思维仍然非常敏捷,而且非常坦然.这是侯登科生前接受的最后一次采访.”（引自《中国摄影》杂志?2003年5月号）
侯登科在回答李波访谈的提问中诚恳地总结了自己摄影的前期历程,他谈到：“从拍片子来看,那仅仅是一瞬间的事,那些复杂的社会生活其实是很难用镜头表现出来,镜头不是表达人的思想的最佳方式.在1983年以后,随着对社会和政治的了解,我更多地是把摄影作为一种批判的手段.我的第一个作品集里是一种审视、冷峻、判断的目光.那种创作图像、理解图像的方式和当时的文化界状况有关,当时文学界的《班主任》、艺术界的星星画展都在批判 ,这比摄影界的观念转化早了两三年.当时的摄影还是延习了‘ ’后期那种概念化、口号式的作风.当时全国思想界、文化界都在进行自我批判、自我反思,对过去和对正在进行的社会生活进行审视和判断的时候,摄影界却没有反应.摄影本身应该是接触现实最直接的,但在当时的作品中、在摄影评论中恰恰看不到这些,这种反差让我无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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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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