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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主义文化大规模进入国人的精神视野,人们的消费形式日益多样,审美取向日趋多元,价值标准也变得游移不定.在这样的精神背景下,诗歌生产的媒介、传播的途径、蕴含的精神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诗歌写作和消费文化语境之间呈现出难以割舍的共谋姿态.对诗人而言,一方是注重内在精神提升的诗歌内现场,另一方是充满诱惑之力的物质外现场,如何在两者的夹缝之间寻求平衡,用诗歌语言表达个体意识、彰显时代精神、沉淀文学经验,成为缪斯抛给每个诗人的命题.在大部分诗人看来,传统美学所期待的哲理和沉思、英雄和救赎等古典主题已不再拥有绝对的话语优势,他们更倾向于切合消费时代的文化语境,选择一种由 所驱使、以狂欢为表现的写作方式.因此,诗人对审美对象的加工、对审美主题的营造便打上了鲜明的消费文化印记,而物欲、身体和孤独这三个内部逻辑紧密的主题则浮出地表,成为诸多抒情者投射隋感的审美聚焦.
一、物欲主题
身处消费时代,一切带有专制和禁欲色彩的理想型观念仿佛都被消解了,一种以物质催生精神的文明范式得以确立,并将言说者锁定在“物”的周围.在传统的诗歌抒写中,诗人往往把物质 看作可以操纵人心灵的精神逻辑,进而将隐匿其中的“异化”关系挖掘出来.不过,面对纷繁芜杂的物质现场,他们大都缺乏解决物灵矛盾的合理方案,甚至陷入无法求解的困惑.也有些诗人注重强化诗歌的救赎功能,以此寄托人文关怀,杨克便写道：“啊物质的洪水之上是精神的方舟/永恒之女性/引领我们上升.”（《在物质的洪水中努力接近诗歌》）抒情者被广告、钢铁、噪音等物质的“洪水”围困,却因感受到“诗歌”这一“人类灵魂女祭司”的眷顾和抚慰,从而复归心境的平和.显然,抒情者的理想主义愿望和消费社会的实际走向是背离的,诗人并没有沿袭前人的纯粹批判思路,把“物欲”定格为反道德的言说对象,而是以“浪漫”的精神和“诗歌”的方式,将其诗化成为富含深厚消费文化背景的意象资源,探讨其多元的存在形态.这就化解了前辈诗人单纯纠缠于物欲的痛苦和迷惘,拓展了诗歌言说的宽度和广度.更多诗人开始调整心态,和“物欲”展开新的交锋回合.
立于当代诗人的审美基点,生活现场是真实而无法回避的,其间“物质的 滚滚而来,/精神的痉挛源源不断,/两次 之间,些许的冷淡呵,/谁也看不见”（朱文《小戴》）.“两次 之间”的中间地带,无疑是留给诗人的,他们的使命便是将这些“看不见”的、被人群疏远的碎片拼接起来,抽取一点物质,赋予一点精神,调成一杯都市的鸡尾酒.从具体的操作层面来看,一部分诗人选择自我疏离的方式,有意地将主体和时代语境拉开距离,从而获得全知似的观察角度.于坚的《在诗人的范围以外对一个雨点一生的观察》便选取了咖啡馆里的静观视角,小雨点“在滑近地面的一瞬”抢到了“一根晾衣裳的铁丝”,于是“改变了一贯的方向横着走/开始吸收较小的同胞/渐渐膨胀囤积成一个/透明的小包袱绑在背脊上/攀附着滑动着收集着/它比以前肥大也更重/它似乎正在成为异类”.雨点膨胀而无踪的一生,隐喻了人类被物欲所异化的命运迷程.我们看到,抒情者主动和物欲拉开距离,并将其巧妙地揉捏成“雨点”这个意象,他没有进入实际之“物”,却把“物”看得更为透彻.陈东东的《费劲的鸟儿在物质上空》进一步转向物欲自我瓦解的特质：“费劲的鸟儿在物质上空/牵引上海带雨的夜.”代表“自然/自由”的鸟儿和物质文明形成悖论式的观念联络,随着文本的深入,一切物质都进入缓慢的退化流程：“铸铁雕花的大门紧闭”“机器船没入雨雾”“街巷又合拢于石头”.这些物质文明的符号在雨中被解构,而诗人则以回拨历史时针的方式实现了“自我”和“物质”的分离,从而使本雅明言及的“超现实的面貌”得到逆时针式的呈现.诸多文本启示我们：在一部分诗人的抒情系统中,存有大量关于物欲“瓦解”的想象,其虚幻的梦境营造固然无法使他们真正解脱,却也能使其在分离“自我”和“角色”之后,保持一份难能可贵的清醒.
除了选择自我疏离、在超验的境界中获得清晰的自审意识之外,另一部分诗人认识到：这个时代没有绝对澄明的道德偶像,也没有本质意义上的文化英雄,即使个体能够区分出“自我”和“人群”的差异,他也无法做到和时代的完全疏离.“二环路上,桃花匆匆谢去/雨后的阜成门亮出/奥帕丽斯亮泽的肌肤/商业的青春女神！高空的建设者/梦见希望工程：共添一块砖/燃亮白领们的一生.”（西渡《阜成门的春天》）“桃花”的离去和商业女神的登场,宣告了浪漫主义和启蒙使命的黯然隐退,也预示着一种更为“及物”的 话语即将获得合法的身份.此时,单纯对“物欲”施加粗暴的鞭挞和阻碍,显然就行不通了.和其逆向而行,不如尝试和之和解,在物质世界里觅得灵魂的支点,在商品拜物教中彰显现代主体意识.看杨克的《1992年的广州交响乐之夜》：“物质的光辉和美/在城市的前胸和脊背昼夜燃烧.”物欲和青春、梦想温情地融为一体,它的合法性直接关涉到抒情主体的心灵自由,透过物质商品追求精神经验,消费的目的便不单是占有物质,而是将其化作具有象征意味的形式.“我心境光明浑身散发吉祥/感官在享受中舒张/以纯银的触觉抚摸城市的高度//现代伊甸园拜物的/神殿我愿望的安慰之所/等/我由此返回物质回到人类的根/从另一个意义上重新进入人生”（杨克《在商品中散步》）.对“商业玫瑰”的虔诚拜物以及“灵魂”被“黄金雨水”的“再度施洗”,体现着诗人的现代玄学.艾略特赏识玄学派诗人,缘于他们拥有联结“物”和“灵”两重世界的特质：既能仔细聆听物质的福音,又能坚守温柔的人性.杨克也是这样的诗人,栖身于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消费社会,诗人只有主动融入世俗 并吸收其经验快感,才能将意义导入消费逻辑之外的经验层面,为诗意表达找到“合适的鞋子”.
鲍德里亚认为物质社会的特征是“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物质文明成为汇合或释放所有感受力的渊薮.物欲现代性指代着人和物的关系,实则关涉到人如何通过消费“物”来释放并运用现代感受力的问题.耿占春曾说过：“诗歌话语所具有的感受性并不带有直接的感官满足,它指向对其他经验层面的联系,没有话语在不同的经验层面所建构的关联,就没有从诗歌话语中得到快乐的可能.”因此,抒情者对物质表现出亲昵的姿态,或许旨在揭示隐藏于诸多物象体验之间的微妙隐喻联系.物象是视觉审美的终点,却是诗意现场的起点,借助商品形态的物质 ,诗人随时可以检视自己所拥有的感受意识.“在当代社会,所有我们希望能够表达自己感受力的地方,都有一种物质化的替代方式.”这种物化的“感受方式”,充当着诗人冲破日常话语的判断标尺.走进李建春的《百货大楼》,物质过度、嚣张并肆无忌惮地铺排开来：“买下所有能买的东西！T恤衫,/精品屋,今年时髦的花伞,买香水/送给女朋友.她脸颊上/长一颗痣,那个从上海来的?/梦露的样子.他在阴影里笑,/嘴巴歪着,口水掉进音乐里./你加入牛仔的角逐,Lee牌,或者/Biuy牌,Texwood,苹果牌.”诗中商品意象的大规模呈现,彰显着诗人面对消费时代所表现出的坦然自若.同时,这些意象也成为他可以调集的、标示主体存在的重要元素,其所记录的一系列转瞬即逝的、无深度的物质图像具备了完美的“现时性”特征.如果说物质异化了人的主体性存在,使人类陷于消费关系的逻辑网络而迷失自身,那么,为了不被“物”所消费,诗人反而曲折地利用消费行为,获得了区分意义的结构途径.消费商品的方式和品味正凭借“物”被消费的实践,回溯到主体的审美取向之中,进而标榜出主体精神位置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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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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