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家庭收入结构、资产存量和社会救助瞄准效度是关于效度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效度和效度系数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摘 要 利用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把农村家庭获取社会救助情况和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数作为因变量,分别构建二值Logistic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家庭人均纯收入显著影响家庭获取社会救助的概率,家庭人均收入越高,获取社会救助的概率越低.通过“合情合理”的村民评议获取社会救助,同时也符合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政策瞄准条件.进一步研究发现,诸如家庭资产状况、收入结构类型以及文化程度等指标,作为村民评议的关注焦点和评议依据,对家庭人均纯收入存在显著影响.因此,研究建议,在现阶段情况下,应该积极评价农村社会救助的村民评议效果,同时完善村民评议相关程序,加强评议过程管理,科学设置评议指标体系并赋予不同权重.
关键词 农村；社会救助；瞄准机制；家庭人均纯收入；村民评议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08-0033-08
一、问题提出
社会救助不仅是学术界、政策界的研究讨论热点,也是普通公众关注的焦点民生问题.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国家精准脱贫战略推进,社会救助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筑牢最后一道安全网,兜底保障困难群众最低生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反贫困不是一个简单的使用公共资源对不幸者施以救助的过程,而是在其背后有理论和技术的支撑.[1]世界银行描述社会政策的瞄准机制时提到：“瞄准机制的主要目标是将更多的资源分配给人口中最贫困的群体”.[2]扶贫或社会救助资源分配中的瞄准偏差是一个全球性“顽疾”.无论是在福利体系相对成熟的发达国家还是在社会政策正在推进的发展中国家,瞄准偏差都是困扰社会政策的重要因素.[3]精准识别救助对象,降低漏保、错保等现象,是实现政策目标的首要任务,关键是建立规范科学的制度瞄准机制.这种机制既要有社会救助政策明确规定,同时需要考虑复杂的经济社会文化情景因素,规避精英控制和道德风险问题,二者直接影响着制度的瞄准精度和实施效果.针对瞄准机制失误问题,当前不少学者做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诸多意见建议,主要归纳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认为政策规定没有得到很好执行.社会救助资源未能完全分配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中,一部分收入低于贫困线的人口没有得到救助,有相当部分的社会救助对象的收入水平不低于贫困线.有学者研究得出“68.3%的农村低保资源分配给非穷人”等诸如此类的结论.[4]其次是实践执行的贫困标准与政策规定不尽一致.低保政策规定低保对象为“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主要是一种“收入贫困”,而制度实际运行过程中,农村家庭收入构成复杂,收入形态多样,收入来源较广等问题,导致难以准确核算,农村社会救助在实际执行标准上通过综合申请家庭的劳动力状况、生活负担、抗风险能力、社会支持等多种因素,同时依靠村民投票、集中评议、公示等程序界定受助对象.政策规定以“收入贫困”为依据的瞄准机制和实践操作口径发生了错位,“收入贫困”人口仅获得31.86%的低保救助资源.[5]
事实上,将制度瞄准失误无论归结于制度执行不到位,还是认为执行情景复杂难以操作,各方对贫困的定义和认知也不尽相同,根本在于目前农村家庭纯收入难以准确计算.因此在具体执行中,除家庭人均纯收入指标外,综合运用多种贫困识别方法,利用民主评议、公示程序等配套措施提高瞄准效度.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如何破解农村家庭纯收入计算难、执行难,是政策公平公正实施的基础.
国家统计局将农村家庭纯收入来源分为四个方面,包括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财产性纯收入和转移性纯收入.
社会救助需要以严格的家计调查为前提,但是这项前提在发展中国家的语境中难以满足.[6]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绝大多数居民的收入来源是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产出和非正规就业的不稳定收入,这两方面收入往往很难被社会救助执行部门准确检测.[7]农村家庭纯收入核算难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工资性收入主要依靠家庭申报,外出务工收入受跨地域限制难以核实,各地区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系统与银行系统对接尚不完善,财产性收入核查比较困难.其次,家庭经营纯收入由于种植养殖品种多样性、农业季节周期性、生产技能异质性以及市场不确定性等因素难以核定,而且计算扣除的直接生产经营成本也是种类多,差异性和不确定性大.转移性收入对于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等,如无法律执行文书以及强制执行的标准外,一方面是相关责任人收入难核实,不能准确核算应承担的费用；另一方面赡养、抚养方式可以是现金支付、实物给付、服务供给等多种方式,只考虑支付能力计算现金赡养等费用与实际情况不太相符.此外,由于法律本身并无明确规定赡养具体费用和支付方式,民政部门的计算标准由于缺乏强制力,对责任人是否支付到位也无执行监管权限,将其纳入到申请社会救助的家庭收入里面,一定程度上只会增加其名义收入而难以准确衡量其实际获得收入.
对政策制定者來说,如何高效准确核定家庭人均纯收入是发挥政策兜底作用的基础.实现制度公平正义需要解决“谁是真正需要救助的穷人”的问题.因为家庭人均纯收入核算不能及时准确,就会把真正需要救助的穷人挡在制度保护之外,出现漏保导致政策微效甚至失灵,而一些不应获得救助的人则“浑水摸鱼”,造成公共救助资源浪费,容易滋生福利依赖思想.因此,探讨家庭人均纯收入对社会救助瞄准效果的影响,需要进一步从家庭收入结构、家庭资产以及家庭基本情况等细分变量入手,可以更深入地分析阐述这一问题以及背后的作用机理.本文基于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探讨如下两个问题：①家庭人均纯收入对实践中社会救助资源分配的作用程度；②实践中主要的家庭人均纯收入代理指标对社会救助瞄准效果有无影响.
二、文献回顾
(一)农村社会救助瞄准机制
高效准确地识别出应该救助的穷人是农村社会救助制度有效实施的关键.由于存在农村家庭收入核算难的问题,实践中农村社会救助采取的是混合型瞄准机制.除制度规定的家计调查外,还采取了社区排序方法,[5]通过集体投票的方式,按照配额从贫困人群中按照得票数选出大家认为最困难的家庭给予救助,也就是在国际上被称为“社区瞄准”（Community-Based Targeting）.[8-9]
总结:本文关于效度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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