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鲁迅的古典小说理论和20世纪下半叶相关关系是关于对写作古典小说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相关本科毕业论文古典小说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下载有帮助。
[摘 要]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对于鲁迅的有关研究成果如《中国小说史略》等,虽然迫于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巨大压力而不得不大加赞美,但在具体研究中却很少注意到对鲁迅的此类研究给予阐释和发扬光大.尽管鲁迅的一些观点经常被引用,却并未在实质上进入古代文学研究者的视阈,大致属于“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或忽视”的状态,这实际上反映了古典文学研究界对鲁迅此类研究的某种轻视态度.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着对20世纪中国学术进行整体反思的进行才有所改变,不过在具体阐释的策略和关注点上,来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的声音
有明显的差异.但无论如何,学术界对于鲁迅在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建构过程中的重大贡献,已经给予定评.
[关键词]鲁迅；古典小说研究；中国文学；中国现代学术
一、王瑶与陈平原笔下的鲁迅学术思想
1949年后直至“”开始前的十七年间,大陆学术界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由于受到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过分干扰,不仅一直把鲁迅的形象神话化,而且对于鲁迅的文学创作成就一直给予最高评价.然而,对于鲁迅的学术研究却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虽然评价很高却大都失之空洞和泛泛而谈,真正有深度有见解的研究成果很少.而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对于鲁迅的学术研究成果如《中国小说史略》等,虽然也給予一定的重视或者迫于来自政治的压力而不得不对鲁迅的研究大加赞美,但在具体的研究中,却很少注意到对鲁迅的研究成果给予阐释和发扬光大.尽管鲁迅的一些观点经常被引用,却并未在实质上进入古代文学研究者的视阈,大致属于“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或忽视”的状态.对于鲁迅之古典文学研究成就的重视远不如对其文学创作成就的评价,在很多学者看来,鲁迅的成就自然体现在文学创作上,而学术研究充其量是其副业.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有所改变,而在90年代“国学热”时才真正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提到鲁迅的学术研究,人们首先要说的自然是那部《中国小说史略》,对于鲁迅的那句“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人们很自然给补上一句“有史自鲁迅始”.很久以来,不知有多少学者引用过这两句话,但对于这后一句的出处其实已经不太清楚.查阿英的《关于〈中国小说史略〉》一文,开头第一句就是“中国小说之有专史,始于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此文写于1956年,也许这就是最早的“有史自鲁迅始”的版本.此外,王瑶先生在1986年的一个学术会议上也明确说过这句话,见于该年度的《学术动态》第279期,之后即得到广泛的传播,而陈平原更是在不同的场合引用过这个说法,可见此论断影响确实很大,但最初之出处却不太清楚.这里笔者无意考证其出处,只是想引出本文的话题,即对王瑶与陈平原师生的学术史研究及鲁迅学术思想研究作一个简单的评述,并藉此简单分析鲁迅的相关研究对他们两位的影响.
王瑶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始终坚持“师朱（朱自清）法鲁（鲁迅）”,即效法鲁迅的路子.鲁迅曾经说过：“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对此王瑶说：“这话今天仍然是我们学习古典文学遗产时的重要指针.对陶渊明这样一位历来对他有过许多模糊认识的诗人,这样的研究就显得更其重要.”注重历史的传承,注意考察文人日常生活与其文学创作的关系,“知人论世”,是鲁迅一直坚持的方法.鲁迅一方面注意文艺与时代及社会环境的密切关系,一方面注意从文人心态变化方面切入对其创作的考察.王瑶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鲁迅这种方法,他的中古文学研究以及现代文学研究之所以有引人瞩目的成就,与受鲁迅有关学术理念的深刻影响有很大关系.以下我们以王瑶的《中古文人生活》为例,看看鲁迅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设想及相关学术思想,在王瑶那里是如何发生影响以及王瑶如何一方面继承一方面有所创新,从而做出自己独特研究的.
首先,在该书“自序”中王瑶明确说明其撰写理念和框架建构直接受到鲁迅的影响：
本书共十四章,大致是分三个范围论述的.第一部分是“文学思想”,着重在文学思想本身以及它和当时一般社会思想的关系.第二部分是“文人生活”,这主要是承继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学与酒及药之关系》一文加以研究阐发的,着重在文人生活和文学作品的关系.第三部分是“文学风貌”,是论述主要作家和作品内容的.不过这只是大致的说法,因为这三部分都互相有关联；而且如果要分开,这书中每章都可自成一单元,但因为又是有计划写的,所以合起来也颇具系统.
此外,探讨王瑶所承受鲁迅学术思想影响,自然不能忘记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及其他论著中关于魏晋六朝文学的相关论述.如《中国小说史略》在提及《世说新语》产生的社会背景时,鲁迅这样说：
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与汉之惟俊伟坚卓为重者,甚不侔矣.盖其时释教广被,颇扬脱俗之风,而老庄之说亦大盛,其因佛而崇老为反动,而厌离于世间则一致,相拒而实相扇,终乃汗漫而为清谈.渡江以后,此风弥甚,有违言者,惟一二枭雄而已.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
在“文人与药”一章中,王瑶指出魏晋文人服药在当时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鲁迅在其《魏晋风度及文学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指出这一现象,说明其眼光独到.但为何会在这时期发生这种现象,以及它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有怎样的关系,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追索.之后王瑶就根据《世说新语》等史料展开了精彩的阐释.王瑶指出,原始人没有生死概念,也就没有对死亡的恐惧与悲哀以及对时间流逝的感叹.在《诗经》中也只有下意识的感觉,至春秋战国时期,我们在《楚辞》中才看到了对现实世界的不满以及对超现实的追求,但儒家却对生死问题采取规避的态度,所谓“未知生,焉知死”即是此种态度的代表性说法.直到汉代末年对生的感悟才大量出现在文学之中,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当时的社会动荡给人们带来的恐惧不安,一方面在于也是对儒家思想的反动趋于成熟,而道家思想乘虚而入,影响了文人的创作.在这里,我们依稀看到鲁迅对道家意见的影子,即鲁迅认为影响中国文人和文化最大者不是儒家而是道家.不过,王瑶指出,道家只是意识到和提出了生死问题却没有给出解决的方法,反而使得明白此问题的人们更加痛苦,文人尤其如此.直到佛教进入后,文人才有了寻求解脱的方法.因为佛教之所以有很大影响,并非仅仅因为佛理与玄学相通而获得文人肯定,更是由于佛教的“神不灭”的报应说,更比较适合时代需要,可以给人们以心灵上的安慰和解脱.正如鲁迅所言：“佛教既渐流播,经论日多,杂说亦日出,闻者虽或悟无常而归依,然亦或怖无常而却走.此之反动,则有方士亦自造伪经,多作异记,以长生久视之道,网罗天下之逃苦空者,今所存汉小说,除一二文人著述外,其余盖皆是矣.”所以在建安诗歌中,尽管还是充满“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慨叹,却已经有了对“人生的自觉”.“这种人生的自觉,实在是建安文学所以能开一代宗师的重要理由.这时诗文的感慨苍凉,所谓建安风骨,正因为他有了这样充实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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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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