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苦撑待变抗战时期公务人员生活状态探微是适合抗战时期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解放战争时期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摘 要：抗日战争对国民政府公务人员的生活状态有着极大的冲击和影响.抗战时期,和全国人民一样,多数公务人员亦是在困窘中苦撑熬过.在此特殊时期,公务人员原有的相对稳定的生活状态被打破,呈现出明显的战争时期的特点.在日常生活愈发窘迫的同时,公务人员的娱乐活动、工作、精神状态亦受到极大的冲击,在物价高腾、娱乐缺乏、工作环境恶化等一些列生存条件剧变的情况下,公务人员是如何苦撑坚持的,他们的精神状态如何?本文拟以时人日记和回忆录为基础,对抗战期间公务人员的生存面貌做一探察.
关键词：抗日战争 公务人员 生活状态 国民政府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5）04-26-36
近年来,关于抗战时期民众生活状况的研究渐为学界关注.〔1〕在已往关于战时政府公务人员生活状况的研究中,学界在关注内容上主要集中于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方面,且主要是从宏观的制度、政策等方面进行论述,较少进行微观的具体分析.〔2〕尤其是对作为其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娱乐活动,工作状态、精神面貌等方面的研究所涉甚少.因此,本文拟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以战时一些公务人员的日记和回忆录为中心,在关注点上由民族、国家、制度、政策等宏大主题转向战时场景中的微观人物.对国民政府公务人员战时生存状态的演变轨迹做一考察,重点分析八年抗战对公务员群体的物质生活、娱乐活动及工作状态、精神面貌造成的冲击,以期对多角度观察抗日战争有所裨益.
一、生活之“窘”
抗战时期通货膨胀导致的物价高腾,给在城市里依靠薪资生活的公务人员造成严重的困难,生活状况每况愈下.据统计,抗战期间全国物价的平均水平上涨超过两千倍,尤其是抗战中后期的物价犹如脱缰之马,一路飙升,对公务员日常生活影响最大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亦扶摇直上.〔3〕日益恶化的生活状况让公务人员逐渐对国民政府扭转经济形势的能力发生怀疑,进而影响其对政府执政能力、乃至抗战前途的信心.
抗战伊始,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抗战最高原则下,全国各地普遍开展“节约、献金、救国”运动,国民政府亦提倡公务员减薪、捐薪救国.〔4〕 甚至有人呼吁“所有公务员一律只发生活费,不给薪资”.〔5〕（1938年3月23日）认为“政府再不应实行过去一律几折发薪的办法,一切高级公务员只应向国家暂时要求生活费的支领”.〔6〕在这一背景下,行政院召集会议,“讨论非常时期节减各机关经费及公务人员薪俸折减支发之原则”.〔7〕（1937年8月17日）不久,又着手讨论各机关职员购买救国公债办法.〔7〕（1937年9月13日）这些举措自然引起公务人员的不满, 党部的部分工作人员,就因“发薪三成五等均愤愤不平,拒不受薪,谓将和叶秘书长（叶楚伧——引者注）算账” .〔7〕（1938年3月9日）到1939年5月,据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蒋廷黻统计,“过去十二个月,公务员直接给政府的捐税,多的百分之四十,少的也百分之十二”,而且“过去一年内,公务员捐薪一月的已经两次”.〔7〕（1939年5月24日）毋庸置疑,这些措施对于公务人员尤其是低层职员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有着直接的冲击.因此,在提倡捐薪救国的同时,政府即开始采取措施来补救战事对公务人员造成的生活困难,如行政院自退出南京后,“对于下级职员的生活,早已于法令许可及经费能力许可范围之内,做了一些措置,例如下级的伙食津贴和职员宿舍的设备,都是以前所没有的”.〔7〕（1939年8月21日） 但随着物价的上涨,到1939年8月,行政院委任级的人员还是因为百物腾贵,生活无法维持,联名签请补助生活费.“低级的公务员一有机会便向待遇较好的地方走,他们很不容易安心工作”.〔7〕（1939年8月16日）
抗战初期,物价上涨还较缓和,公务员的生活虽受到冲击,但尚未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因为消费品尤其是粮食的价格增长相对缓慢,虽然衣服和住房的价格上涨略快,例如衣服的价格到1939年年中大约翻了一番,但大多数中国人可以推迟购买新衣服.而住房的费用,除难民群集的城市外,则上涨不大.因此,大多数人能够承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而不过分困难.〔8〕（p582）部分公务员的日常生活甚至比战前还“逍遥”：“中上之公务员大部分之时间耗于戏院菜馆及咖啡店,活动之状视南京时代不啻数十倍,因为人人脱离家庭之束缚,而工作又不甚多,休暇和烦闷遂交织而成此现象也”. 〔7〕（1938年4月23日）
但这种“其乐融融的景象”只是昙花一现,随着武汉失守,抗战重心西移四川后,一切都变了：“甚么都表现得求过于供的现象”.〔7〕（1939年2月26日）关于衣食住行四者,无一不困苦狼狈.在穿的方面,一般公务人员“不特极不整齐,抑且近于褴褛”.因为“公教人员十之九来自各省,并非川籍.其辗转流亡,只能携带少许衣服.起初一二年尚不感觉,到最后三四年,则新者已旧,旧者已破,破者已补,补者已至捉襟见肘.且亦有生活困难、早将可售之衣出售,及欲添衣,而一月薪金尚购不到一套旧西装”.住的方面,随着大量人口西迁,房荒日益严重.“时有谋事不如娶妻易,租屋不如谋事易之谚等一般公务员宿舍亦挤得不堪言状.大房间要住十余人,小房间要住三四人.携带家眷者更觉痛苦等总之,吃饭、睡眠、盥洗均在一间房内,此乃通例”.行在重庆,更是麻烦：“黄包车固有,代价殊贵.山城多山下坡,高低不平,因故车行极慢等至若公共汽车,非常拥挤,车辆又少等初到时尚有轿子可坐,后来忽然下令禁止等至于汽车,因用油限制”.〔9〕（P239--241）这些问题还是次要的,严重的通货膨胀甚至威胁到公务员最基本的生存问题——食.
时人曾谓,到1941年,“虽然有些物品的价格已较战前增加十倍,但大部分薪水阶级的收入还是和战前相去不远.换句话说,薪俸阶级现在的实在收入,仅合战前百分之十等其情况之苦,可以想见.因此薪水阶级的地位,一天比一天困难.其中最苦的就是公务员和教员”.〔10〕（P16） 因为自1940年以后,国统区的物价进入飞涨阶段,物价猛涨对公务员的日常生活造成极大的冲击.以重庆为例,到1943年1月,公务员的生活费指数已由1937年的一上升到五千四百六十八点八.〔11〕（P265）时任国民党 宣传部长的王世杰在其日记中直观记录了抗战中后期物价的飞涨情况：1940年3月15日,“近日物价到处猛涨等重庆市之物价,如以七七事变时之物价为准（100）,在廿八年一月,尚不过一七〇,到本年一月则已跃至三八〇以上.此事最为可虑.”〔5〕（1940年3月15日）1942年11月,“各项物品售价,不仅每月有显著上涨,即每周亦然.渝市物价总指数,在八月为战前五十倍,九月为战前六十余倍,十一月中旬即达战前九十倍”.〔5〕（1942年11月22日）1945年初,“重庆物价指数又陡涨（总指数去年十二月较战前高四百余倍,今年一月份则突增至六百余倍）.米价官价由三千七百元（一石）调整为六千三百元.情形甚为可虑”.〔5〕（1945年2月7日）到抗战胜利前夕,“重庆市五月份物价指数（行政院）已达战前一千五百倍”.〔5〕（1945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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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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