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吕惠卿道德真经传中政治思想是适合不知如何写道德真经方面的相关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老子的道德经10大名句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吕惠卿是北宋神宗年间著名的政治家,是宰相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的积极推动者,同时也是王安石学派的重要人物.吕惠卿的《道德真经传》以庄子思想阐发《老子》,同时包含了吕惠卿本人的政治思想,他以《老子》为依托,阐发自己的政治见解,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历代《老子》注释中和时代政治紧密结合的研究模板.
关键词：吕惠卿；《道德真经传》；政治思想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036-03
吕惠卿（1032-1111）,字吉甫,泉州 人,是北宋熙宁变法中仅亚于王安石的第二号人物,其协助王安石变法居功甚伟.吕惠卿还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数次守卫北宋边疆,击退外敌,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同时,吕惠卿深于经术,著作等身.惜变法失败,吕惠卿著作悉遭焚毁,今仅存《道德真经传》《庄子义》及西夏文《孝经注》.其中,《道德真经传》是以《老子》思想为依托,阐发自己政治思想的著作,透过《道德真经传》,我们可以一窥这位被历史的风尘掩埋已久的政治家的风采.
一、《道德真经传》的写作背景和动机
正如道教学者杜道坚《玄经原指发挥》所说：“道和世降,时有不同,注者多随时代所尚,各自其成心而师之.故汉人注者为汉老子,晋人注者为晋老子,唐人、宋人注者为唐老子、宋老子.”不同时代的《老子》注疏体现了不同的时代风潮.宋代是我国古代文化登峰造极的时代（陈寅恪语）,在统治者右文政策的推动下,儒、释、道三教合一,宋代思想文化充满着怀疑、创新、包容的氛围,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吕惠卿的《道德真经传》体现着以儒解《老》、孔老同归的时代特点.同时,因为吕惠卿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身份,使得《老子》一书的注解体现着神宗政坛的风云变幻,充满着政治隐喻和军事思想.
熙宁七年,王安石首次罢相,吕惠卿出任参知政事.熙宁八年,王安石复相.熙宁九年,王安石再度罢相,司马光废除新法.元丰元年,吕惠卿上《道德真经表》及《道德真经传》四卷.由此可见,《道德真经传》写于北宋神宗政坛极度不安,神宗皇帝朝令夕改的时期.吕惠卿在这样的政治漩涡中,有着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见解,都反应在《道德真经表》及《道德真经传》中.
吕惠卿在《道德真经表》中写到“曹参师于盖公而相齐国,孝文传之河上而为汉宗,仅得浅肤,犹几康阜.夫唯俗学,不识道真,徒见其文有异《诗》《书》之迹,莫知其指乃是皇王之宗.”吕惠卿认为《老子》一书是帝王权术之书,曹参、孝文仅仅得其肤浅余绪就能使天下大治.天下俗学不能了解《老子》一书的真谛,误认为其和儒家思想背道而驰,其实《老子》一书乃是“皇王之宗”.吕惠卿上奏《道德真经传》,希望神宗皇帝可以“以高真之质而出应君师,以妙本之余而形为事业”,会收到“庶政交举”“四方已孚”的政治成效.由此可见,吕惠卿注释《老子》是为了向神宗皇帝阐发《老子》一书中对政治有裨益的内容,调和孔老,以发见《老子》真义,有补于世用,其直接的阐发对象是神宗皇帝.明代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卷三洞神部中说《道德真经传》“言阴阳动静,知时尽神,浑融治身理国之道”,近人任继愈认为“此传以道家儒家治身理国之说相参为其主旨”可谓得之.
二、《道德真经传》中的政治思想
吕惠卿最大的政治作为是熙宁新法,其在《道德真经传》中阐发了新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认为变法乃是必然,固守祖宗之法不可行.在“古之善为士”章的注解中,吕惠卿写到“天下之物,有新则有弊,有弊则有坏,则能不弊者鲜矣.”{1}“不敝不坏,则不新不成矣.”吕惠卿认为一切都有新有弊,弊趋向于坏,有弊有坏然后能新能成.在“知其雄”章中,吕惠卿也同样认为“守之以为母,知之以为子；守之以为经,知之以为变也.”{2}守变一体.吕惠卿认为古代的政治不可以尽复,守旧不变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能的.如“小国寡民”章中,吕惠卿认为“去世太古也久矣,遂可以尽复乎?曰：未可也.”众所周知,老子的理想社会蓝图是小国寡民的太古时代,其思想是守旧复古的,然而吕惠卿认为,老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礼至于兼三王,乐至于备六代,其文极矣.然而礼不以玄水大羹而措之醴酒和羹之下,乐不以嘒管清声而加之朱弦疏越之上者,使人知礼乐之意所不得已者如彼,而所欲反本复始此也.方斯时也,孔子方求文武周公之坠绪而庚之,老子论其道和世如此,其意犹是而已矣.”即老子只是提出最应该有的理想社会以论证现今社会的变革是出于“不得已”,虽“不得已”,却是不得不如此.太古时代虽然美好,但社会必然前进.这样就为变法找到了合理的依据,变法是必然的.
吕惠卿同时认为变法具有必要性.熙宁变法前,北宋社会冗官、冗兵、冗费,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同时,内忧外患问题严重.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情况.王安石和吕惠卿为首的熙宁新法就是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改变北宋政治危机为目的发起的变法运动.对于变法的必要性,吕惠卿是有相当清楚的认识的.吕惠卿在“其安易持”章中认为“其安易持,危而持之,则难矣.其未兆易谋,已动而谋之,则难矣.其脆易破,则不可使至于坚.其微易散,则不可使至于着.物皆然,心为甚.通诸其心,则于天下国家无难矣.其安也,未兆也,则是为之于未有也.脆也,微也则是治之于未乱也.”{3}只有见微知著,在灾祸发生之前做好防备措施,在国家丧乱之前寻求治国之道才能避免灾祸和丧乱,这论证了变法的必要性.
变法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以求其实施的一贯性.在古代封建社会,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神宗皇帝的个人意志.只有皇帝坚定变法的决心,才是变法成功的最大保证,历代变法的经验教训也是如此.神宗皇帝因为听信司马光等守旧派的诋毁造谣罢免王安石,后又启用,继而再次罢相,尽废新法,可以说两三年内朝令夕改,北宋政坛风雨飘摇.鉴于此种状况,吕惠卿在《道德真经传》中特别注重阐发“常”的概念,如在第一章“道可道”的注文中,吕惠卿开宗明义,指出“万物芸芸,各复归其根而不知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为道而至乎常,则心凝形释,物我皆忘”{4}“则常道者,固不可道也,故曰道乃久,殁身不殆.常名者,固不可名也,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不殆不去,是之谓常道.”{5}“知常曰明,明则无所不见也,故唯常为可以观.”{6}吕惠卿认为为道至乎常,才是最高境界.也只有常,才能明.所以应该“以常道处事而事出于无为”{7}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自常观之,则吉凶悔吝常见乎动之微”,{8}才能达到内圣外王的效果.吕惠卿认为如果不以常道处事,即使“飘风骤雨成之暴戾,非出于常然也,故虽天地为之,尚不能自终朝终日之久.”{9}何况人为之政治?在“跂者不立”章中,吕惠卿同样以“常”的观念注解《老子》,他认为“跂之为立,非立之常也；跨之为行,非行之常也,则不可久,故虽立不立,虽行不行也.”{10}由自然现象比及人事,无常同样不能长久.和此类似的还有“善行”章在注解中,吕惠卿认为“唯圣人以知常之明,而救之于所同然之际,虽行之、言之、计之、闭之、结之而莫知其所以然,则其明袭而不可得见,故曰是谓袭明.”唯有常才能明.在“以正治国”章中,吕惠卿直接将“常”的概念延伸至政治领域,提出对神宗皇帝实行稳定政策的期待：“治国者,不可以不常且久者也,故以正而不以奇.正者,所以常且久也.”对最高统治者实施长久稳定的政策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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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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