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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战略合作对“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中泰合作成效明显,但战略层面的政策对接差强人意,面临泰国政局动荡、大国地缘压力、民众理念差异等现实难题.随着巴育政府出台中长期的战略规划,中泰合作再次迎来重要机遇期.在此背景下,中泰两国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各层级的交流和合作,促进双方战略合作的顶层设计和社会共识.
2014年泰国总理巴育执政以来,中泰关系平稳发展,从经贸往来到安全合作都取得明显成效.但也要看到,近年来中泰合作进展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对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有重要意义的中泰铁路建设一波三折,迄今还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中泰战略合作面临的
发展机遇
从目前来看,中泰战略合作正面临重要的历史机遇期,有可能引领双边关系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具体来看,中泰战略合作面临的机遇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泰国重新建构了中长期的战略规划,从而为中泰政策对接提供了着力点.近年来,虽然巴育政府在参和“一带一路”建设上的态度相当积极,并在各种国际国内场合表明支持立场,但在中泰战略合作的进程上却难以取得跨越式发展.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泰国缺乏中长期的宏观战略规划,更多的是短期项目或临时性安排,根本无法和“一带一路”倡议形成有效对接.
事实上,泰国在20世纪中后期的跨越式发展进程中,曾相当重视中长期战略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泰国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委员会作为“五年计划”的制定机构,曾在军人总理的支持下成为最重要的政府权力部门,并在泰国成长为亚洲“四小虎”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 化进程,使得国家利益被政党利益甚至是政客派系利益所取代.随着中小政党的争权夺利和政府的频繁更迭,国家中长期战略规划成为了摆设,泰国政策的短视性日益明显,并最终成为引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因素之一.他信执政期间,泰国政府曾试图在“他信经济学”基础上建构中长期战略规划,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他信的努力很快就在持续的政治冲突中付诸东流.
巴育政府上台后,再次将中长期战略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提上议事日程,并经过反复商讨,最终在泰国国王拉玛九世倡导的“充足经济”发展理念基础上,形成了“二十年国家战略规划”,并提出了泰国工业4.0战略,以及东部经济走廊规划,从而初步明确了未来5—20年的国家战略布局和政策导向.从巴育政府的中长期战略规划来看,其内容涵盖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区域产能合作和资源整合,人文交流和合作等诸多方面,相关内容和“一带一路”高度契合,必将成为中泰战略合作“政策相通”的重要着力点.
二是泰国领导层对于深化中泰合作立场更为坚定,有助于克服国内政治分歧.对于中泰战略合作的深化发展而言,领导层的坚定立场将会产生重要的积极作用.作为美国的军事盟国和日本的重要投资对象国,泰国国内的亲美和亲日力量都根深蒂固,很容易在对华战略合作方面引发政治分歧,特别是可能影响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大合作项目（中泰铁路项目）.中泰战略合作很容易成为泰国国内亲西方力量掣肘的重点对象.
尽管巴育政府上台后,始终将中泰铁路项目列为工作重点.然而,从2014年中泰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开始,迄今三年间双方先后举行了18轮中泰铁路合作联合委员会会议,却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其中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泰国官僚集团在亲西方势力影响下,设置各种程序性障碍拖延合作进程,甚至将已达成的合作协议 重来.对此,巴育政府通过动用临时宪法第44条的方式,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在对华合作方面的坚定立场,并推动第19轮和第20轮会议取得重要进展,从而使中泰铁路项目有望在2017年年内动工.
泰国临时宪法第44条是2014年军方政变夺权后,通过临时宪法赋予“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会”主席巴育的特权.该条文规定,巴育有权颁布法令,旨在“推动各个领域改革,推进国内民众的爱和和谐,并防范、减少或压制任何危害国家秩序和安全、王权、国民经济或公共管理之行为,无论相关行为发生在国内或国外”,并且相关法令被视为“合法、合宪和最终决定”,从而使得巴育拥有了凌驾于立法权和司法权之上的行政专断权.虽然2017年泰国颁行了新宪法,但临时宪法第44条以过渡条款方式继续有效,直至军方“还政于民”.
不过,巴育政府动用临时宪法第44条并不是随心所欲.事实上,任何动用临时宪法第44条的不当举措,都将在根本上弱化其政治权威.2014年以来,巴育政府曾多次动用临时宪法第44条,内容涉及遏制街头暴力、推进反腐肃贪、解决宗教分歧等诸多方面,但每一次都严守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的原则底线,从而得到民众的理解和认可.2017年6月,巴育政府动用临时宪法第44条推进中泰铁路合作,象征意义要远大于客观成效,其中传递的政治信号清晰明确：对华合作是事关泰国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的根本要务.
三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地缘格局变化,进一步提升了中泰合作的战略价值.尽管在参和“一带一路”建设方面,泰国社会精英阶层具有普遍共识,但在中泰战略合作的“成本—收益”问题上却存在明显分歧.究其原因,就在于泰国社会精英阶层对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存在担忧和质疑.作为中国西部内陆到印度洋的大通道規划,“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三种路径选择.从远期来看,这三条经济走廊都将成为引领地区繁荣和发展的大通道.但从中短期来看,由于资源投入和发展水平限制,三条经济走廊很难齐头并进,必然会有轻重缓急的发展取舍.这就使得泰国社会精英产生了患得患失的战略犹豫,担忧泰国难以在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中获得和其短期付出相匹配的收益甚至超额收益.
近年来的地缘格局变化,使得泰国社会精英的战略判断变得更为明朗.中巴经济走廊的高歌猛进,使泰国社会精英深刻感受到“一带一路”的发展契机,同时也从巴基斯坦国内部族和宗教问题上看到了泰国对华合作的竞争优势.中印关系紧张,特别是洞朗军事对峙,难免会使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推进受到影响.和此同时,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近年来不断取得重大进展.例如,昆明至河口高速公路和准轨铁路、河内至老街高速公路相继开通,中老铁路顺利开工,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正式设立,中缅签署建设边境经济合作区谅解备忘录等等.这为中泰深化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为泰国社会精英对中泰战略合作发展前景做出更积极的“成本—收益”判断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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